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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要扮演風投的角色

　　對科研進行5年規劃的方式，導致資助的研究方向與高科技領域的快速變化出現大量脫節，是李凱認為的導致政府對科研高投入卻效率不高的第二個原因。

　　也曾經有國內的科技部門主管官員向李凱咨詢：我們要做5年規劃，您在信息科學方面有什么建議？

　　李凱直言：脫離5年計劃。“針對未來5年設立的項目，大多數方向很快會過時，這會在國家層面上造成時間和金錢的極大浪費。”他實事求是地告訴這位官員，“任何人不知道信息技術類會發生什么變化。你們不如拿一部分錢支持5年計劃，更大的一部分錢支持不是5年計劃的項目。這樣支持的項目才有可能產生推動型的科研成果。”

　　“當政府經費管理機構確定科研與創新方向時，他們認為這些方向將會對中國經濟有利。但是，因為沒有產品開發與管理的經驗，他們也不了解市場需求。同樣，一些權威科學家建議設立某些方向，多數科學家自己也沒有創業經歷，也不了解市場需求。”李凱說。

　　在李凱看來，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計劃的決策大多是由技術驅動的,而那些大型成功企業的決策是由市場主導的。”

　　美國也曾經有過這方面失敗的案例。美國政府設立一個叫“ＳＢＩＲ”的計劃用來為技術轉化提供種子資金支持。這個計劃年度預算相當大,但成功的案例很少。科研與創新混為一體的一個弊端是“要求政府經費資助機構充當風險投資公司角色，但他們并沒有遴選創業公司的經驗”。

　　李凱認為，對政府而言，“應該投資在科研上，而不應當扮演風投的角色。”

　　科研與創新分離的優點大于缺點

　　當然，科研與創新分離也有缺點。資助研究的政府機構在短期內無法看到研究成果商業化和創造就業機會的結果。但是，李凱說，科研與創新分離的優點大于缺點。

　　首先，這能鼓勵研究人員專注于影響力巨大的新技術新發現，而不必擔心商業化；其次，將科研與創新分離，創業人員與投資者也更可能成功；另外，因為他們沒有短期成果的壓力，政府的經費資助機構擁有更多的資源來資助有大影響力的想法和潛在的顛覆性想法。

　　李凱個人經歷就驗證了這一點。2001年，他選擇“no paid leave”（即我們常說的停薪留職），暫時離開普林斯頓大學，一個學生也沒帶，就來到位于西海岸的硅谷創業。因為知道自己擅長技術而不擅長管理，所以他與幾個合伙人從一開始就積極尋找了一名合適的CEO，并在摸清市場需求后，再找一批很好的人來做技術。

　　公司剛剛起步的時候，李凱還記得，做一個小的演示，用五千到一萬行程序代碼就可以解決了；2004年，第一個產品推出來的時候，需要30多萬行程序代碼；2011年，一個產品的程序已經是500多萬行代碼了。

　　“誰來寫兩個數量級中間的東西？”李凱問，“只能是找最好的人。”而早在2004年，李凱公司的創新已經“顛覆了這個市場”。

　　“如果我當時還堅持在普林斯頓大學，一邊做科研，一邊做公司搞創新，就是我們常說的腳踩兩只船：可能一艘船比較快，就會掉到河里了；如果兩邊都做，只能讓兩邊走得都不快。”李凱說。

　　慢慢來不是創新的態度

　　要取得科研和創新的成功，也必須改革現有的衡量標準。

　　李凱到國內的一些學校訪問，發現他們在介紹自己的科研成績時喜歡用同一個指標：科研經費。

　　一所高校計算機學院的院長在介紹學院發展時說：現在院里很好，科研經費超過億元。

　　李凱忍不住問：你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是什么？對方說不出來。李凱直言：我認為拿的錢越少，做出的成果越多越好。研究與創業類似，都應該追求用最少的錢做出有價值的工作，在硅谷一個只會拉風投而不能把企業做大的CEO沒人愿意雇傭。他們說，你說的很對。只過了5分鐘，對方又開始說某位教授做得有多好，拿了多少經費。

　　文章也是國內高校介紹科研成果時一個常常掛在口頭的指標。李凱忍不住自嘲：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博士期間只發表了一篇文章的自己根本沒有辦法畢業。

　　李凱的建議是：政府不要設定統一的衡量標準來約束所有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應該下放權力給大學和研究所,要相信他們的判斷力，并讓他們自行制定合適的衡量標準。

　　李凱有些著急：“863計劃執行到現在已經有28年了，你可以說中國的事情要慢慢來，可是還需要多慢？慢慢來的態度就不是創新的，創新就要顛覆以前的事情。成功不是在一個受保護的市場里，而是在國際市場上。”

　　“我相信如果這樣的改革能實施，我們將會看到高校與研究機構培養出大批有天賦的科研人員和有才能的企業家。”李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