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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學創建伊始，校長朱清時曾自豪地宣布：作為“我國教育綜合改革的試驗田”，“我們將探索去行政化的、以追求學術卓越為主的管理模式，把學校真正建成培養創新人才的搖籃。”而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南方科大的新型決策機構——理事會。6月8日公布的《南方科技大學管理暫行辦法》受到各方重視，被有些學者譽為中國公立高�！暗谝徊炕痉ā薄５驹�15日、16日，南方科技大學第一屆理事會正式成立，卻引起了質疑：理事會“半數以上是廳局級官員”和理事會領導“均為政府官員”，并據此斷言：南方科大“與行政體制已經實現了無縫對接”，它所追求的去行政化“已經失敗”。

 

南方科大理事會的成立究竟是去行政化取得的進展，還是“終結”？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必須科學、正確地理解大學去行政化的真正含義，必須科學、理性看待政府官員在公立大學理事會乃至辦學實踐中的地位與作用。

 

大學“行政化”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政府對大學的行政干預使大學像個行政單位，甚至成為政府行政機構的延伸，完全按照行政的邏輯和長官的意志辦學，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和教學、研究的獨特性。但這絕不是說政府官員參加理事會并承擔要職，就一定是“行政化”、 “官僚化”，絕不意味著大學，特別是公立大學可以脫離政府的支持和監管而健康發展。

 

從歷史上看，被高等教育研究者稱道的德國教育家威廉·馮·洪堡，本身就是一個政府官員。他在擔任普魯士內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長十六個月期間，謀劃并主持了柏林大學的籌建工作。作為建校委員會主任委員，洪堡在與施萊爾馬赫、費希特等學者的交往與研討中更深入地理解了大學辦學的規律、學術的邏輯和人才培育的真諦，因而他能夠將“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學術自由”等確立為柏林大學的方針，深刻影響了柏林大學的辦學實踐。所以盡管在柏林大學正式開辦之時，洪堡已經被解職，但人們仍然把洪堡視為柏林大學精神的化身，甚至有些論著將柏林大學所體現的德國大學觀稱為“洪堡大學觀”，將柏林大學的辦學理念稱為“洪堡三原則”。

 

就現實而言，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學術總監、常務副校長喬治·W·布瑞斯勞爾不久前撰文《為什么伯克利加州大學能久負盛名：歷史性動因的視角》，他歸結出最重要的五個原因，其中“州長的支持及其領導技能”即位列第二，僅次于“多渠道籌措經費”而排在“加州大學總校校長的領導藝術”、“加州獨具特色的先鋒理念”和“州政府以及加州大學總校權力的不斷下放”之前。布瑞斯勞爾的文章強調“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加州大學的發展也得益于州長們的良好愿望和政治領導能力”，他特別提及變革州政府給加州大學撥款模式的海朗姆·詹森州長，以及在經濟蕭條時期力排眾議、加大對加州大學投資力度的布朗、杜克美建兩位州長。由此可見，將政府官員或行政管理一概視為有害于大學發展或有損于大學利益的觀點既不科學，也不符合事實。

 

因此，我認為南方科大理事會的建立，改變了原來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代之以“理事會治理”，是大學去行政化跨出的重要一步。南方科大的理事會“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長及管理團隊、教職工等代表和社會知名人士等組成”，這就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架構，既保證南方科大的教授學者和學校管理層了解國家、地方發展戰略及社會需求變化動向，從而把握高校發展、學科建設的方向；同時又讓深圳市政府領導了解學校發展的困難和教學、科研的特性，從而提供強有力的、恰到好處的政策支持、經費資助和其他幫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朱清時校長認為許勤市長兼任理事長“是中國現實下的一種必要的選擇”，有助于增強南方科大理事會的權威性。

 

當然，南方科大創建不久，教師隊伍和學校管理團隊尚在組建之中，因此理事會的構成尚待調整，比例需要更加恰當、平衡；理事會領導也不必都由市政府官員擔任。朱清時校長認為15日的理事會會議是“最糾結的一天”，“理事們對辦學方針和規劃，從自身的經驗和認知來提問，絕大多數是善意的。但也有一些糾結在次要問題上，需要我們逐個解答，大大透支了精力”。這“糾結”二字十分傳神地透露出“大學理事會”這一新生事物的成長特性。不過朱清時校長并不認為這種“糾結”會導致去行政化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終結”，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可能要過很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怎么組織理事會，理事應該有怎樣的職責和準備，在理事會上應該怎么發問等等。”

 

這是一個清醒而有遠見、有抱負的大學校長的務實之見。南方科大理事會剛剛蹣跚學步，去行政化的探索尚在進行。盡管會有曲折，會有“糾結”，但它不會就此止步，更不會就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