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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權力成了制約教育發展的枷鎖和包袱

    對于“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董云川認為，目前絕口不提教育質量的學校是少有的。“許多學校對辦學質量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但當我們把談質量的頻度和提高質量的速度相比較時，則發現兩者極不協調。究其原因，在于質量既不是工作的動因，更不是獎勵的重心。當前整個高教運行環節均因‘量’的膨脹而得到豐厚的回報，如：按在校生數撥款原則，擴張專業點帶來社會效益，擴大辦學面帶來經濟效益，教學工作量與職稱評定和課時酬金掛鉤。不否認各校提高教學質量的誠心，但質量不高的現實正是我們自身獎勵的結果。”

    他指出，“別人管兩頭，自己管中間”。教學質量不高，顯然是學校的責任。但學校實際應該承擔的責任是有限的，因為學校并不能控制影響教育質量提高的諸因素。學校在條塊分割、多頭指揮的情況下，不能完全按教育目標、專業要求和大學生身心成長規律來構建全程教學計劃；社會人才就業市場尚未出現“能力擇業”主體傾向，這意味著學生進校后先從校方領到一套營養比例失調的配餐，并且得到一個明示：學好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這樣的前提下，學生不斷被訓斥“學風不好”，教師不斷被埋怨“不熱心教育”，學校不斷被責備“不重視教學”。其結果是學校天天為提高辦學質量而解放思想，但他們解放了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們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支配大學運轉的不是學術權力，而是行政權力，作為保障教育目標實現的行政管理手段，卻成了制約教育發展的枷鎖和包袱。行政價值的不斷強化，大學教師為學術獻身的信念常常受到挑戰和動搖。

    “大學的定位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機，這直接導致教學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邊緣化，官本位價值對學術領域的污染，學術權力的政治化、行政化，各種非學術力量對學術性活動的干預，如學位授予、職稱評聘等，行政泛化現象直接影響并遏制了教育的品位和學術風氣。”他說。

    他認為，只有行政權力復位，不再凌駕于學術之上，學術理想和教育目標才會成為大學中每一個個體始終如一的追求，到那時，激勵的方向和目標價值的走向才是一致的：獎勵那些獻身學術、教學科研和服務于學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