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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核心作用應該是什么？是培養“精英”還是為社會培養產業技術人員？現在這種數以百萬計的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的現象，與近十年來高等教育的大規模升級（學院升高校）、合并、大規模的校園建設以及大量擴招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出了一系列問題，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從哪些方面努力？
 
針對這些問題，三位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頗有研究的專家——新加坡的鄭永年、美國的羅珊和中國的張鳴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鄭永年：高教改革必須去行政化
 
“中國高等教育一個很顯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從本質上說，中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際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鄭永年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十年前，中國高等教育開始大規模擴招。在本來意義上，這有助于高教向更多的社會群體開放。但結果并非如此。教育資源正加速向富人集中、高教不歡迎窮人在過去的十年中表現得愈發明顯——前幾天，上海海事大學的貧困研究生楊元元在宿舍以一種極為痛苦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教育體制的不公平在中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可以說它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高等教育淪為拉動GDP增長的產業
 
在西方，大學公認的職責有二：人才的培養；新的知識體系的產生。中國的教育改革初衷是好的，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實際操作起來卻走向了反面：教育要成為拉動GDP增長的產業。這實際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把原本屬于社會政策的教育體制劃到經濟政策中去了。
 
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在中國被混為一談。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社會政策是帶有明顯的公益性質的，和經濟政策根本就是兩個概念。在經濟政策的范疇內去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中國獨樹一幟。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引領下，高校不可避免地成為各級政府和教育機構（包括大學本身）的盈利機構，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大規模高校合并、擴招讓大學能夠多收學費，而連年的學費上漲更是普遍趨勢；大學城和大規模的基建讓高校負債累累，而政府又通過各種辦法把債務重新轉嫁給社會；大規模的專科甚至高職升至本科，讓一些能夠培養技術人才的學校搖身變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本科學校。
 
以教育產業化為目標的教育改革（盡管有關部門否認有這樣的政策）一直對農村的學生不利。越來越多的高中和大學已經變成了一些人追求經濟利益的工具。他們的對象是有錢有勢者，而非無錢無勢的農村學生。1981年我上大學的時候，班上有大概一半的學生來自農村，現在，農村的學生數量下降到了令人心寒的17.7%。不要忘記的是，農村人口還是中國的大多數。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的產業化甚至讓國外的高等院校嗅出了商機。打個比方，英國的大學在本土和歐盟的學費是3000英鎊左右，而針對中國的學生可以收10000多英鎊的學費，用高學費來賺錢的事情在英國本土是不會做的，而他們卻很好地學會了中國的“教育產業化”理念。
 
真正的“產學研”結合，將教育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這很重要。中國的高教一方面拼命搞產業化，但另一方面已經成為產業升級的一大瓶頸。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同時企業找不到高技能工人。處于早期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因為不重視一些基礎技術、工藝的開發，導致中國的制造業一直處于世界產業鏈的低端，產品的附加值很低。
 
泛政治化的高教體制
 
中國高等教育一個很顯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大學的行政化傾向十分突出，但凡從海外引進“杰出人才”立即假以官職，結果往往是紛繁冗雜的行政事務將其專業治學的精神扼殺。
 
從本質上說，中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實際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高等教育體制內的評價體系也是官僚化的“政績評價”，高等教育體制變成了官僚體制的附屬品。不懂教育或者教育理念被官僚化的管理者在評價高等教育時，首要的指標就是所謂的學術成果。SCI，在一些人看來SCI真的就是“Stupid Chinese Idea”。這在美國等教育發達的國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美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專家羅珊（Stanley Rosen）教授曾經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中國社科類研究的核心期刊問題，直言會導致“學術腐敗”。
 
中國高等教育的踐行者要么被官僚化，要么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實際上也是如此，中國的學術大佬儼然已經形成“利益集團”，瓜分著國家的科研基金投入，而產出就是重復、擴張性、低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這種體制下，很難培養出真正的人才，以“政績觀”為導向的評價機制，人們變得急功近利很容易理解。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整個社會一樣遵循“精英淘汰”制，很難吸引到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