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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被問到那個自己答不上來的問題，33歲的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才意識到，科研圈內存在嚴重的性別失衡問題。

  他所在的高校，女生數量一直在增長，這也是全國趨勢。教育部統計，到201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中女生數量連年超過男生。根據中國科協的數據，到2013年我國女科技工作者已經超過了2400萬人，幾乎要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資源的四分之一。

  一次聊天中，另一位教授問王立銘：“咱們兩人的學生里，女生男生數量幾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里，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總數的一成。那么，最后沒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里了呢？她們憑空消失了嗎？”

  王立銘一驚。身為兩個女兒的父親，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替女兒們搞清楚，她們將面對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他過去研究的是“果蠅爭斗性行為”之類的生物學問題。這次，他找到不同高校的朋友幫忙，發出了國內學術機構性別問題調查問卷。兩周內，收到了1600份有效問卷。

  問卷印證了學術界“消失的女生”現象。67%的受訪者表示，女性教授“較少”或“極少”。統計到的超過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兩成。即使是在日常經驗中“更適合女性發展”的人文社科類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過三成。

  稀缺不只體現在教授職稱上。中國科協數據顯示，2013年兩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長江學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國青年科技獎獲獎者中，女性占8.4%。

  多項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現了“高位缺席”現象——越往象牙塔的頂端，女性越少。

  從2400萬到孤單的塔尖，這之間發生了什么？

分岔的路口？

  清華大學教授顏寧對此深有體會。

  今年，她去參加瑞典結構生物學年會，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報告人中女性眾多。而她在國內參與組織的幾次國際會議里，想要實現“女性報告者不少于20%”這一國際慣例都是相當困難的。

  回國后的一次演講中，顏寧指出，每年參加博士生入學面試，如果純粹以應試者的成績、現場表現，“也許我們錄取的70%”都應該是女生。在實驗室的表現中，女生也從不落下風。但到了求職的時候，分化產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階段，女性銳減。

  “我慢慢意識到許多女孩子、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并不是沒有實力，只是因為社會家庭的共識，因為在某一階段或主動或被動地必須做選擇題，而脫離了她們本來挺有天賦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這位一向不喜歡被冠以“女科學家”稱號的女科學家說。

  她多次倡議，“賦予父親休產假的權利”，以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業訴求與事業發展連貫性。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馬纓專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經數年。接受她訪談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媽媽都表示：生育后滿腦子都是孩子，塞不進任何東西。

  而這時，擺在她們面前的道路開始分岔了。

  馬纓的調查發現，“生命周期”影響了女性科研人員的表現，生育是其中的重要節點。中國女性科研人員平均生孩子的年齡約為30歲。在孩子上幼兒園（大約3歲）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務主要是由女性承擔。

  這似乎是生理上無法避免的。等孩子上了幼兒園，女科研工作者們仍然可以選擇回到崗位上，“把時間安排好”，繼續科研路。

  而實際上，生育只是漫長家庭生活的開端。馬纓調查顯示，35歲之前，女性科研人員論文數量與男性同行差異很小。而36歲開始，女性開始落后，直到50歲與男性開始拉開顯著的差異。

  天文學博士后楊景（化名）覺得，相對于那些涌向職場的女同學，一直沒離開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運的了。

  她面臨著博士后出站、爭取編制的壓力。但目前看來，這種壓力不會因為性別而比其他競爭者沉重多少。畢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標準很現實：論文發表篇數多少、期刊影響因子高低、參與項目大小。男女都一樣。

  楊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晉媽媽。生育對于她來說，“基本意味著兩年沒有了”。備孕，哺乳，照顧寶寶，每一項都牽扯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時候，星體如何運轉只能扔到腦后，最大的學術難題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楊景的導師中不乏“兼顧家庭和事業”的女性楷模。她覺得，那些生育后學術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夠“努力”去平衡。當然，這也并不可恥，因為“每個人追求的幸福”并不一樣。

  馬纓的朋友中就有一對夫妻，同年畢業進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雙雙年過四旬。丈夫是學院的領導和一個重要項目的負責人，妻子則從事科研輔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線了。

  “當年你成績還好一點啊，后悔么？”馬纓問她。她則笑著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滿足了。

  楊景也不知道自己將來如果結婚生子，會不會也像很多女性前輩一樣步步后退。她身邊有更多女同學，甚至畢業后再沒進入科研一線，而是直接從事了科研輔助工作，“穩定、方便照顧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們沒有消失，她們只是逐漸隱形了。

  在王立銘看來，仿佛每個人都做出了當下最合理的選擇，這種個人選擇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發生了——“這個國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