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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臨沂大學8位處長加8位科長辭官從教，引發(fā)的不僅僅是“太反常”的輿論喧囂。
 
    “減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雖然臨沂大學校方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選擇了一種阻力相對較小的改革方式，但仍然有人認為，我國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信號來了。
 
    曾高調改革卻又銷聲匿跡的復旦大學，聲稱“即使不完善也要改革”的中南大學，還有突然爆出處長辭官從教的臨沂大學，高校改革的步伐一直就在期待和爭議中沒有停下。而幾所高校的不同改革嘗試，也是社會改革的一面鏡子，鏡子后面，折射的是各種各樣的改革思想和世態(tài)。鏡子里，還應該刻上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的一句話：“寧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發(fā)展的等待。”
 
    “減少1人的利益比增加10人的利益阻力大得多”在發(fā)酵了十余天后，臨沂大學8位處級干部和8位科長主動辭官從教的輿論余波仍未散去。記者一撥又一撥地找到王煥全。這位臨沂大學宣傳部副部長面露難色：“能不能不要再采訪8位處長了，他們想靜下心來做科研。”
 
    外界的持續(xù)關注，出乎王煥全的預料
 
    實際上，臨沂大學早在今年7月份就開始新一輪專業(yè)技術崗位競聘，10月就已完成。3個多月的時間里，一切進行得平靜而低調。不過，這場旨在“導向教學、導向科研、導向高層次人才”的改革，因為有8位處長辭官從教，在消息公布次日便占據(jù)了各大媒體的顯著位置。令王煥全印象深刻的是，那天處長從教的新聞正巧與“國考”撞車，“很多報紙封面的頭條新聞是臨沂大學處長辭官從教，而下面緊跟的大照片是千軍萬馬趕國考。”在臨沂大學內部，這場改革被視為“內涵提升”的一項重要舉措，外界則將其解讀為高校打破“官本位”的典范，甚至有媒體評價“這是我國高校管理體制改革的信號”。在臨沂大學人事處處長鞏慶毅看來，外界的關注反映了深層次的改革難題——“高校官本位問題太深了，改革不好突破。”
 
    臨沂大學靜悄悄地扭轉了高校長期存在的“學術與官位倒掛”問題，校長韓延明的表態(tài)可見其改革決心，“所有干部都是為教授搬凳子的，而不是指揮教授搬凳子的。”鞏慶毅說，為引導高層次、高職稱、高學歷人才轉向教學和科研一線，臨沂大學大幅提高了教授津貼與教學、科研待遇，四級教授崗位津貼每月平均比處級干部多20%，三級教授比處長多40%，特聘二級教授崗位津貼比四級教授高5倍左右，特聘一級教授年津貼一般在150萬元到200萬元，貢獻特別突出者可贈300萬元的別墅一套。此外，臨沂大學還為教授配備工作室，規(guī)格高于處長辦公室。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雙肩挑”被嚴格制止，凡擔任教授特聘崗位者，一律不能擔任正處級行政職務，“不能既要當官又要謀求學術利益。”改革產(chǎn)生了預想的導向作用，原資源環(huán)境學院院長于興修、原紀委副書記劉兆明等8位資深處長辭官從教，這直接帶動了8位正科級干部一起辭職。
 
    信息學院年輕的正科級干部胡順波辭職后，被聘為特崗四級教授，月收入一下子比正處級干部鞏慶毅多了1000多元。“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再調整。”鞏慶毅承認很多處長對這位年輕教授“有點羨慕”，但他并沒有聽到不滿，“畢竟對于臨沂大學來說，內涵發(fā)展是所有老師的共同愿望。”盡管少有反對聲音，但學校仍然表現(xiàn)得“異常謹慎”。鞏慶毅說，最終形成的改革方案里，在增加教授待遇的同時，并未減少行政人員及普通老師的待遇，“存量不變、增量拉開、鼓勵貢獻。”他解釋，方案吸收了其他高校改革失敗的教訓，避免改革進行一段時間后遇阻，“減少一個人利益的阻力比增加10個人利益的阻力要大得多。”這位人事處長的改革感悟竟然暗合了中南海傳遞的改革信息。
 
    11月21日，十八大閉幕剛6天，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說，為了最大限度減輕改革阻力，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wěn)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yōu)化，調整改變預期利益，更加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guī)則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應有利益。此次會議的內容和主題，會后被解讀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釋放的改革信息”。遠在湖南的中南大學也正在進行一場“去行政化”的改革探索，不約而同的，他們也將存量利益優(yōu)化作為減少阻力的重要手段。為此，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在改革過程中多次強調，改革不整人，而且要講情意，“如果我們改革讓人飯都沒有得吃了，那寧愿不改。”相比兩年前復旦大學高調推出卻偃旗息鼓的“去行政化”改革，中南大學的改革新政遇到的阻力也比較小，該校一位老師甚至認為：“不僅中南大學需要這樣一場改革，整個中國高校都需要這樣一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