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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在英文中的翻譯為“Educator”。從字面的表述來看，所謂“教育家”不過是一個泛指，凡從事教育的工作者，都可以是“教育家”。無論其從事的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無論是教師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如果照此理解，在中文語境下，我們是不是過于看重“教育家”的頭銜了，反倒忽視了身邊眾多致力于教育實踐的人們呢？如果有人認為上述英文的定義過于寬泛的話，那么退一步說，在高校中，學問突出者被稱為教育家當不應該有太多的異議。

 

如果說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這30年間，中國大陸還有可能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大學校長，那么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間，特別是近20年來，放眼望去我們恐怕很難找到不是博士、教授的大學校長了——既是博士又是教授，還不算是教育家？當然這只是底線，太多的大學校長都既是博士又是教授，還是博導和院士。在這樣的情況下，說我們的大學校長不是教育家，既對他們不公平，也讓人懷疑：如果連他們都不是教育家，那誰還能被稱為教育家呢？

 

筆者認為，在目前大談大學校長不是教育家的風潮中，最容易被人忽視的關鍵其實是高校制度建設問題。高校應具備怎樣的制度和規范，從而保障大學校長最大程度發揮其作為教育家的作用，才更應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第三，在高校中，應該用什么標準去評價大學校長？一流學者在成為校長后，更多地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甚至要犧牲自己一流學者的才能，這可以理解，甚至也是應該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人們應該會接受從其治校的政策及其成效，而非學問來評價大學校長的觀點。將校長的評價機制與對其進行的學術評價機制分離是對的，在現實中也應該不難加以落實。

 

但是，對于人們提出上述觀點背后的深層原因，以及由此推演出來的立論及其后果，筆者表示憂慮。人們之所以對現在大學校長專注于學問不滿，除了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校長更大的使命應該是管理高校外，人們更多詬病的還是他們利用頭銜以及手中的權力謀取更多的學術資源。沿著這樣的思路，人們就很容易得出校長“不做學問就好了”的結論，他們只需要懂教育就可以，甚至是二流學者最好。殊不知在現實生活中，非一流的學者在當上校長后成為一流學者的現象并不少見。

 

筆者非常理解社會各界，包括高校學者和教育界人士對于大學校長所提出的種種要求的時代背景。正因為如此，才凸顯了趙躍宇校長主動放棄學術的可嘉勇氣。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即使是正校長放棄了學問，那副校長們呢？國內的哪所高校沒有數目不少的副校長和副書記呢？難道我們還能要求他們也同樣放棄學術權利？這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因此，若只從爭奪學術資源這一狹隘角度理解，我們不難看到，即使所有大學的正校長都放棄做學問，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也不能產生重大的影響。但若因此就認為應從非一流學者中選拔大學校長，就改革的發展方向而言，又無疑是南轅北轍。換言之，將大學校長置于學問的對立面顯然是錯誤的，未來必定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應。

 

筆者認為，在如今眾多提倡校長職業化的議論中，人們恰恰忘記了一個重要的現實，那就是我們的高校實施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黨委書記就是職業化的管理者。當下真正應該考慮并進行研究的問題是：如何在現行體制下進行改革，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才是需要首先解決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