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納稅監管，全國稅務系統對作為重點納稅人的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個人作了界定，“高校教師”與俗稱“大款”“大腕”的企業主、明星等十一類人群被共同界定為高收入個人。高校教師對此頗多微詞，他們認為，高校收入兩極分化，稅務部門不應“一桿掃落一船人”。
北京某高校一位經濟學教授在飯桌上對記者說，一桌人吃飯，無論人數是單是雙，鮑魚份數一定要點對，否則，就會有不吉利的事情發生。他輕描淡寫地告訴記者，有時沒辦法，為湊數只好多點一份鮑魚，沒人吃就放在桌上不管它。這位教授得知記者來自寧夏，立刻表示2001年曾應邀去寧夏大會堂做經濟分析報告。提到那次報告的收入，他說：“幾萬元能入眼嗎？費用全包是規矩。”一些高校教師認為，業界較有權威的教授憑借講座、培訓、擔任名譽教授等獲得的收入，的確可進入“富人榜”。
據調查，深圳和廣州兩地處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這里大批的中小企業迫切希望得到北京著名高校專家手里的知識資源，所以北京高校著名教師來廣州和深圳講課賺錢有廣闊的市場。一等水平的高校教師每天講課收入大約在2萬至3萬元，二等水平的每天1萬至2萬元，三等水平的每天5000元至8000元。西部大開發后，“名師講課”風席卷西部，高校知名學者、教授一般通過經紀公司或培訓機構介紹到各地講課，他們的講課收入一般都以現金的方式結算，或者直接打到其個人賬戶上。重慶某通訊公司人力資源部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司邀請重慶黨校、重慶師范大學、重慶大學等學校的教授、老師來講座，每次時間約兩個小時，支付給他們的報酬為500元至1800元不等，如果邀請北京、上海等地名校的知名教授，最高費用達8萬元。
“高校高收入者的光芒，掩蓋了默默在科研一線為國家創造價值的腦力勞動者。”西南大學一位教師告訴記者：“科研人員的付出遠高于他得到的收入。”
繼2003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家蠶基因組“框架圖”后，我國家蠶全基因組序列分析項目獲得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并于2004年12月10日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這既奠定了我國桑蠶學研究世界第一的地位，也粉碎了別國試圖將日本作為新“絲綢之路”起點的企圖。有人猜測，這一重大科研項目理應得到巨額科研經費，承擔此項科研項目的學者自然屬高收入人群。記者從西南大學獲悉，這一項目的主要承擔機構--農業部桑蠶學重點實驗室經費緊缺，依靠銀行貸款籌集的1750萬元項目經費和每月7.75萬元利息至今無力償還。我國家蠶基因組研究學科帶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向仲懷更是經常收到催繳利息的郵件。向仲懷院士說，由于項目經費緊張，重點實驗室科研人員的待遇也與他們的貢獻不相稱。實驗室副主任夏慶友教授在日本進行家蠶學研究時，月薪39萬日元，現在每月全部收入為3000元至4000元。
低收入也讓棲身“高收入個人”的高校青年教師尷尬不已。西南政法大學楊藝老師告訴記者，學校青年輔導員收入不到2000元，每當她與青年輔導員談論戀愛、結婚等話題時，輔導員總說：“誰會找我們，沒房、沒錢、沒前途？”但即使是這些“賬面工資”平平的輔導員其實也有“第二工資渠道”。 復旦大學的一名輔導員告訴記者，現在許多院系在外都開有成教學院，全部由系里老師前去授課并不現實，許多老師也不愿去上課，于是一些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輔導員就可以“客串”教師，這樣下來每月也能增加2000多元的收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師說，成為“高收入個人”后，學校青年教師“讀博、出書、成名”的浮躁心理更加嚴重，因為“誰都想早點擺脫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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