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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剛剛表態，要將2012年工作的重點放在推動各大學制定大學章程上，馬上就有評論提示，大學章程的關鍵是為了規范權力。這個提示非常地及時，也相當不錯，但只是在說原則。要知道，當下中國的原則已有不少，但執行得好的卻絕對不算多。怎么走出第一步或者說邁出哪一步，才能讓這種規范和原則不成為空談呢？

 

幾年前，楊東平教授曾經說，大學是“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這個定位現在依然適用。由于許多原本是教師或學生個人的事情，像課題申報、職稱評定、學術評獎、教學改革和社團活動，現在幾乎全部被納入到各式各樣的行政“計劃”的范疇，于是就有了許紀霖教授說的，只有國家學術，沒有個人學術。而由于所有人都是在“完成工作”而不是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進行研究、教學，個人的色彩在淡化，個性的因素被消解，個人的空間遭占有，大學里鮮有陳平原教授所懷念的值得傳頌的“故事”產生。

 

其實，計劃時代是最講原則、最講紀律的，一切以原則和紀律為準繩。但當下中國社會正在日益市場化、多元化，大學的計劃、原則或規范，從文字上看，依舊是條框齊整、內容宏富，可是，計劃、原則或規范的執行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新的執行者這里，過去的原則性松動了，鐵的紀律淡化了。往往是學校高層或中層的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會議的內容便傳播出來——一五一十，活靈活現，當然所有的都是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有些人甚至會以“小道消息”靈通而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滿足感。

 

“小道消息”在大學里的傳播和流行，說明原來采用的工作方式、工作原則和長期養成的工作習慣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應該調整和改變了。因為促發“小道消息”產生的正是工作方式的隱秘和政策的不透明、不公開。

 

政策的不公開和不透明本身就是政策不科學的一種表現，它既可以引發政策本身的失誤，又可能造成領導與教師、學生這兩個學校主體之間的隔閡。上世紀80年代，大學中幾乎所有的教職工都相互稱“老師”，自然親切，或可傳頌。現如今，不僅大學里的行政人員早已習慣于以職務相稱，教師中有職務者，也總是被稱行政職務，甚至連在讀的學生也仿而效之，一口一個“書記”，一口一個“院長”、“主任”地叫。這中間還存有多少情感上的尊重，心底里的欽佩或者說真心誠意，實未可知。

 

在大學里，各種類型的等級正在制造人為的隔閡，隔閡又讓人難以超越等級。這樣循環下去，不僅是在上者不習慣于俯身傾聽，在下者也同樣不習慣于暢所欲言。于是，彼此三緘其口，話不投機。不相互交流的結果，只能是互不信任，固守領地，自以為是，一旦發生利益沖突必然相互拆臺，見對方落水而袖手堤岸，暗自慶幸。

 

公開不是必然促進交流，但它至少為交流提供了平臺或可能性。因為只有公開說明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的利與弊，公開政策的制定過程，才談得上協商；只有在協商的前提下，才能有合理的參與，反過來說，只有教師與學生參與到學校的事務中去，學校內部才會有和諧，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中的失誤。

 

公開化不僅是為了促進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而且也是為了有效地監督相關政策的執行。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中明確要求，高校章程必須尊重和保障教師、學生在教學、研究和學習方面依法享有的學術自由、探索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這種符合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的要求已有先例可循，制定起來并不困難，難的是具體工作中是否能夠處處體現，事事按照章程執行。這就需要切實地公開程序、公開操作、公開結果，只有在相應的范圍內予以公開，執行到位與否才可能評判，也才談得上監督。

 

公開化無須動員，無須另設機構，無須財政追加撥款，無須增添設備，無須增加空間，一句話，它是既簡單易行，又能保證“大學章程”在公平、公正原則下切實地制定和有效地執行的。大學改革只有從最簡單和最有意義的方面做起，才能體現出大學的風范和知識的力量，也才能避免政策或章程僅僅停留在文字和言語之上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