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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深圳舉行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上，教育國際化成為共同的熱門話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高等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出席論壇的大學校長們普遍感到，目前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存在著諸多誤區。因此，我們需要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有一個全面的重新認識。筆者以為，高等教育國際化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教育目標的國際化。讓學生學會學習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標。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工廠時代正在過去。大學之所以為大學，正在于它能讓學生學會學習。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飽和，知識爆炸，知識和技能的傳授似乎越來越無法跟上知識更新的速度。以技能培訓為例，當今人們的工作變換頻率越來越高，技術和工具改進周期日益縮短，任何有效的技能培訓都會在3~5年間過期。于是，靠高等教育機構來重新培訓已經完全不現實了。當今，人們普遍意識到，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能再停留于大師們滔滔不絕的淵博知識“廣播”或技能“遷移”。人們需要的是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能夠成為有學習能力的人，即具有能夠自我更新知識和技能的人。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今的國際高等教育已經瞄準學生的學習能力培養，盡管培訓工廠時代的某些功能還沒有完全喪失，但已經不再是其核心功能，而且培訓的目的也不再聚焦于傳授知識和技能，而是轉向授之以漁的新型高等教育。筆者稱之為“超培訓時代”或叫“后培訓時代”的高等教育。這是后現代主義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未來高等教育將長期秉承的共同觀念。

 

第二，教育資源的國際化。高等教育與其說是資源還不如說是服務。長期以來，高等教育被理解為一種稀缺資源。尤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入學率偏低，資源型高等教育觀念更是成為國民和大學治理者的普遍意識。當政府將大量納稅人的錢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時候，這種資源意識往往會更加得到強化。然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逐步擺脫這種觀念的束縛，高等教育正在從資源型轉變為服務型。而這種觀念的轉變正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礎。筆者稱之為“后資源時代”或“超資源時代”的高等教育。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的加強，這樣的后資源時代意識也正在越來越廣泛地被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治理者所奉行。它帶來的不單單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全球化，而是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不同制度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彼此兼容和共存。有意思的是，后資源時代的大學甚至熱衷于提供大量獎學金來吸引非本國公民入學。這在資源型高等教育時代是很難想象和難以被接受的。然而，當人們普遍意識到，高等教育不再單純是本國的資源，更是吸引各方精英、凝聚國際創新能力的時候，高等教育就完全超越了傳統的“教育資源”觀念。今后，這種超越資源型高等教育觀念將進一步彌漫整個世界。

 

第三，教育能力的國際化。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知識創新能力是高等教育機構生存的根本。今天的高等教育競爭不再是人才的競爭，而是知識創新能力的競爭。盡管知識創新的關鍵是人才，但人才并不等于知識創新，因為除了人才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著知識創新。同時，盡管知識創新跟創新人才密切相關，但創新人才并不必然能發揮創新能力。例如，在中國，院士一般被公認為是頂尖的創新人才。假使建立一所新的大學，全部招聘這些院士為教師。筆者以為，這所大學絕對不會成為最好的大學。原因很簡單，大學不單單是人才的問題，創新是需要很多條件支撐的。所以，人才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高的標準。今天，以人才為核心的高等教育時代正在悄然轉向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高等教育。筆者稱之為“超人才時代”或“后人才時代”的高等教育。今天的國際高等教育正在這樣的全新時代大踏步前進。在后人才時代，人才觀本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其典型表現之一就是，高等教育的知識創新能力需要多元主體共同擁有，并不是單獨寄托在個別的人才身上。從國際趨勢來看，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跟教職員工一起全員性地參與大學的知識創新，成為當今國際高等教育治理的共識。例如，美國的大多數大學里研究成果60%以上是研究生貢獻的。即使大學的許多研究論文由教師發表，其中也有研究生的不少功勞。教師數量畢竟在大學是少數，而學生的數量要比教師多10倍甚至20倍以上。若學生能參與知識創新，無疑是一股巨大的生力軍。后人才時代的高等教育盡管同樣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但更強調整體創新功能的發揮。

 

第四，教育功能的國際化。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凸顯社會變革的引領作用。高等教育機構是創新的集中地，跟企業自主創新共同構成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兩個主力集團軍。但這只是高等教育社會功能的冰山一角。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機構正在成為社會變革的先鋒陣地，引領著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最新的技術往往最早在大學里得到運用；最前衛的觀念往往最先在大學里被接受和流行；最保守的思想觀念往往在大學里最先被丟進歷史垃圾堆；最先進的理論和對傳統的挑戰往往最容易在大學里最先發端等等。這樣的時代，是“超變革”的時代。例如，當社會還沒有普遍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時候，進入“超變革時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經通過對殘障人士的全納而實行真正的“有教無類”；當社會正在開始出現個人自由自主意識覺醒的時候，進入“超變革時代”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經通過學業自由、學術自由等實現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這樣的高等教育是主動引領社會變革的，不是社會變革壓力下的被動回應。“超變革時代”的高等教育完全擺脫了社會變革“應聲蟲”的角色。

 

總之，筆者認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就是要將高等教育引入到“超培訓”、“超資源”、“超人才”、“超變革”的全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