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仁文（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近來，學術界揭發了一些弄虛作假的現象，盡管有的單位和個人在被揭發后并未采取認真的措施來加以處理和檢討，但總的看，揭開總比捂著好，至少在民間給這些人以一種無形的力。
我本人過去曾有過被別人剽竊的經歷，但一是礙于面子，二是怕耽誤時間，因而對剽竊者雖然心里蔑視，但并沒采取過什么行動。現在看來，作為一個法學工作者，這種消極態度不說是助紂為虐，至少也是縱容了這種學術上極不道德的人。我承認，我至今仍無賀衛方教授的勇氣，他可以對自己相識的周葉中教授涉嫌剽竊公開發表評論，而我對于最近刑法學界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某年輕女博士涉嫌數次“嚴重剽竊”一事則不敢公開表態。當然，除了我個人的原因，恐怕刑法學界的學術生態環境更糟糕也不可否認。這樣做的后果其實也害了剽竊者本人，據報道，前述女博士早在1998年的時候就涉嫌剽竊，但由于刑法學界的集體失語，致使她愈走愈遠。
基于上面這樣一種認識，我本文將提供一個新近發現的剽竊樣本，在這個樣本里，一位研究生在其碩士學位論文里原封不動地抄襲我的著作近9000字，占到全文的三分之一！由于我還不太習慣“揭發”人（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學會惡意的揭發人），因而首先需要在此申明的是，我決無“為權利而斗爭”的念頭，不需要抄襲者向我道歉甚至所謂的精神損害賠償之類，我只是想指出一個事實，并促使大家進一步思考相關的問題。
這篇涉嫌抄襲的文章標題為“我國刑事政策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是我在網上偶然發現的。作者姚鴻波，系山西省委政法委執法檢查處處長。該文是山西大學法學院2004年的在職法律碩士畢業論文，指導教師為趙肖筠和鄭根堂教授。它多處抄襲了我的《刑事政策初步》（以下簡稱《初步》）一書的有關內容，如關于刑事政策定義的分歧，抄自《初步》的第28至29頁；關于刑事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抄自《初步》的第196-200頁；關于刑事政策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抄自《初步》的第231-237頁；關于改進我國刑事政策制定的幾點建議，抄自《初步》的第201-207頁；關于改進我國刑事政策執行的幾點建議，抄自《初步》的第238-240頁。如此大篇幅的抄襲（連注釋都不變），使我甚至懷疑該文其他部分會不會也抄自別的著作。但就是這樣的剽竊作品，作者卻在后記中寫道：“終于完成了畢業論文的寫作，我不禁長抒一口氣，頓感輕松了許多。回想這半年多的寫作過程，種種困難與艱辛歷歷在目。”“我要感謝法學院的各位老師，尤其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趙肖筠、鄭根堂教授，以及馮成鎖教授、王姝蕾等同學，本單位周柏松等同志，是他們的無私幫助使我順利完成了論文的寫作。”我懷疑作者所說的半年多的論文寫作之艱辛純粹是套話，因為至少我指出的前述三分之一內容只要抄抄就行，根本用不著“艱辛”；至于感謝自己的指導老師和同學、同事等，我不知道個中詳情，但考慮到作者是省政法委的處長，聯想到有人告訴我現在有的在職研究生讓單位的部下替自己操刀，我也不敢消除這方面的懷疑。
事實擺出來了，問題呢？
問題之一：該同學已通過答辯，但現在發現了這樣嚴重的抄襲現象，要不要撤消其學位、要求其重寫或修改自己的學位論文？我的觀點是持肯定意見。但站在他的角度，可能會提出如下辯解：既然指導老師當時通過了、答辯委員會也通過了、學校的學位委員會也通過了，那就應視作生效，現在回過頭來算帳并不公平。我不知道教育部對此有無具體規定，如沒有，建議規定一條：凡抄襲者，不論何時，一經發現，就撤消其學位資格，重新修改論文和組織答辯。
問題之二：學校和指導老師如何把關？現在由于研究生擴招，許多指導老師自己都記不得自己究竟帶了多少研究生，要求其確保萬無一失，不太現實；論文答辯委員會，一個上午要通過10幾本，對每篇論文都去認真把關，似也有困難；至于學校的學位委員會，則早已有人批評為走過場。依目前的情況，我認為重點應放在指導老師的把關上，為此，一要適當控制招生規模，像現在這樣的批量生產絕對是不行的；二要確實將防止剽竊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要探索新形勢下如何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來督促學生不犯這方面的錯誤，如緊密跟蹤其論文進度，要求學生將文中引用的參考書提交給老師過目，上網查閱相關資料等。
問題之三：對所有的學位論文都要上網公布，并提前告知答辯學生，讓其知道即使指導老師或答辯委員會一時發現不了，也完全有可能被網民發現。同時，研究生教育應在專業教育之外，加強對學生的人品人格教育，改變現在這種只教專業不管其他的培養模式。否則，像本文中的這位學生，自己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又怎能在政法委處長的崗位上去干好如此神圣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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