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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之際，2011大學校長全球峰會暨環太平洋大學聯盟第15屆校長年會舉行，來自五大洲近40個國家和地區的130多所大學的校長齊聚清華園，熱議“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外大學校長們討論最激烈的就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最缺的是什么”。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到“從總體上看，我國高等教育還不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明顯差距”。那么，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最缺的是什么？我們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認為中國大學缺對科研、教學的卓越追求，有的人認為中國大學缺全球化視野，也有人認為缺寬松環境與平和心態。在筆者看來，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什么都缺，缺錢、缺物、缺人才，缺精神、缺文化、缺態度……但最缺的還是與世界一流大學對接的管理體制。

 

我們都知道，世界上的一流大學都是在自由的氛圍和寬松的環境里生成的，大學享有廣泛的辦學自主權，政府與大學有著非常清晰的界限，政府不會隨便對大學發號施令，即便是政府對大學提出一些要求，也要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答不答應，大學絕不會隨政府的指揮棒而動。而我們則不同，政府一方面高喊遵循教育規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另一方面卻強化行政管理、向大學發號施令。就在清華校慶典禮之后，教育部就第一時間發出了紅頭文件《關于教育戰線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通知》，向全國各高校提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要求。當然，總書記的講話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各個大學也有自己的學習安排，但似乎并不需要專門發一個紅頭文件號召大家集體行動。

 

現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用紅頭文件來管理高校的做法越來越成為了慣常性態勢。一份接一份的紅頭文件如雪片般飛來，讓大學應接不暇。就筆者供職的大學，一個月就能收到來自教育部、教委的紅頭文件達60份之多，有要求政治學習的，有要求上報材料的，有要求接受檢查的。就這樣在行政部門無微不至的紅頭文件“關懷”下，大學的行政化極力膨脹，大學的負重也越來越多，能夠落實的辦學自主權越來越少，我國的高校逐漸喪失了辦學的活力與自由，人才培養趨同嚴重，千校一面，我們的大學也就這樣被“管死”了。縱觀世界，如此管理大學的少之又少。難怪，像錢學森說的那樣，這么多年來我們沒有杰出人才“冒”出來，大學的辦學水平不見增長，應該說這與行政部門的管理有很大的關系。

 

按理說，大學是獨立的學術機構，有著自己的辦學邏輯和發展規律，用不著行政部門指手畫腳，這一點在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歷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一些享譽世界的高水平大學是按照“探索—創新”的方式發展起來的，世界一流大學是內部客觀力量積累的產物，包括政府在內的外界力量無法進行任何方式的控制和干預，政府也沒有理由對大學有任何形式的目標設想和價值定位。我們的大學則恰恰相反，由政府一手主導。應該說，政府行政管理介入高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大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嚴重傷害了大學的學術自主性。比如20世紀50年代實施的全國院系大調整一度讓大學變得“支離破碎”，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一些大學的歷史淵源被人為切割。另如，在不具備相應條件的情況下，推進大學規模擴張所引發的學校資源短缺、教學質量難以控制、學生就業難等問題，在很長的時間內無法得到科學的解決。這些都是大學不能自主、政府一手包辦造成的后果，這樣的教訓實在太多了。

 

有人總結說，大學自主權是大學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連這道防線也沒有了，就不能成為大學。誠然，盡快落實大學辦學自主權是建設一流大學的關鍵，而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道難題就是行政部門的管理。所以，建議劃清教育部、教育廳等部門與大學的界限，讓政府的歸政府，讓大學的歸大學。因為大學本質上是一個研究高深學問的學術組織，布魯貝爾說：“既然高深學問需要超出一般的、復雜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識，那么，自然只有學者能夠深刻地理解它的復雜性。因而，在知識問題上應該讓專家單獨解決這一領域中的問題。”大學是一個學術自治團體，故而大學的事情由大學做主，由教授做主，由學生做主。政府應該遠離大學，而不應該與大學糾纏在一起，對大學由誰組織、誰管理、誰評價等基本問題有個徹底的了斷。

 

有人會問，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與大學隔離以后，教育部、教育廳等做什么？筆者以為教育行政部門是通過發布情報信息、批準規章制度等手段對整個教育提供指導與服務的機構；是爭取國家各部委支持，為教育的發展提供寬松環境的保障機構。所以教育部等部門主要以負責整體教育資源協調、基礎教育發展等為宜。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事情最好交予第三方機構如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等負責，大學內部的事情由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等負責，保障學者、學生參與學校決策的權力。或許只有這樣，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才不再是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