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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現代大學制度并非是中國大學的主動選擇，而是在社會對大學問題不斷批評背景下、教育當局為應對社會批評的一種被動選擇。這種選擇的一個難為之處是：既要保持現實的大學領導結構，亦即要確保校長在大學的中心和領導地位，又為了能夠在理論上講得通，還必須在表面上表示要吸收世界大學制度中的一些普遍性規則，體現大學的專業化特征，承認教師在教育活動中的主導地位，因而需要融入“教授治校”的一些內容。而在“治校者”只能有一個且“校長治校”原則絕對不能放棄的情況下，“教授治學”的概念則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

 

只是這個概念在邏輯上是混亂且自相矛盾的，對此人們最簡單的問題是：“校長治校”的權力與“教授治學”的權力能夠分開嗎？“校長治校”的權力中能不包括“教授治學”的權力嗎？“教授治學”的權力中就不包括“校長治校”的權力嗎？離開了“治學”，“治校”還有意義嗎？離開了“治校”，“治學”能夠完成嗎？難道校長不能像現在這樣，通過指定學術委員會成員的方式來控制教授們的“治學”嗎？

 

三是“教授治學”對于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而言，確實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概念。一方面安撫了教授要求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意愿，為他們發揮作用提供一些機會。一方面又不破壞大學的基本領導結構，保證校長依然是大學活動的核心或中心，維護了傳統的“統一集中”制度，使大學制度與世界大學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體現了大學的“中國特色”。

 

這樣的理論設計既有一種理論可以應對輿論中要求教授參與大學決策和管理的壓力，又不會因為大學制度改革而失去原來的權利和利益。然而，這樣的大學制度設計，不僅使我國的大學制度難以與世界大學制度接軌，而且無助于解決我國大學中的實際問題，還形成了大學制度理論中的內在矛盾，使所謂的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從一開始就處于無法自圓其說的邏輯矛盾之中。

 

按照我國漢語的習慣，“治學”就是“研究學問”。（見《現代漢語詞典》1490頁）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治學”還可以有其他解釋。但現在“教授治學”卻被解釋成是“‘治’學術管理”，是“教授參加大學的學術管理”。這種說法不僅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有隨心所欲、指鹿為馬的嫌疑。試想，如果不作特別的解釋，有誰會作這樣的理解呢？按照這個邏輯，“教授治學”是否還會解釋成“治——學生”，抑或其他什么的。

 

這顯然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思維邏輯，亦即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可以違背常識、隨意杜撰概念，其行為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創造”似乎沒有什么區別。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發現目前通行的現代大學制度理論，很像一個麻花結，不僅缺乏理論邏輯方面的合理性，而且缺乏漢語詞義的規范性，其邏輯混亂、自相矛盾、強詞奪理的文風，不僅難以令人信服，而且使人失望甚至反感。

 

這些問題，顯然是在“詮釋”的思想指導下、在修飾的習慣影響下的現代大學制度理論設計者們無法回答的。

 

（作者王長東江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