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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學術界的現狀，我們通常可以將“學術批判”劃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指對于學術“問題”本身展開的討論、商榷、駁疑等，以達至真理的澄明。二是指對于學術“規范”而言，通常是指對于“學術不端”行為，諸如剽竊、抄襲、引文不規范等進行公開的批駁、譴責，更有甚者進行一些“非理性”的過激行為。三是對于學術“共同體”本身的一些“不良現象”的批判，諸如文山會海卻成果全無、國內國外全是“走秀”。如果僅就第一點來講，任何的批判對話都能夠真正刺激學術的增進，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對話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而對于后兩點來講，“學術批判”能否達至其“喚醒”學術求真的“天道”之目的，本身就成為問題。在這樣一個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社會中，任何一種對社會現象本身的反思與批判都有可能被“異化”，從而與“學術不端”形成一種“共謀”的關系，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的“學術批判”也難逃這種邏輯。

 

首先，學術批判日趨成為一種娛樂。如今學術造假已經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在這個如西方學者鮑德利亞所認為的“消費”引領“生產”的消費主義時代，對于學術這種原本是很少人，即學術共同體才關注的問題，現在也“飛入尋常百姓家”。當然，這得益于媒體時代特別是網絡時代的助推。我們知道，在信息傳播中有一種“信息繭房”現象，說的是人們在接受信息時總是只接受那些自己有興趣的、符合自己觀點的，同時將其他信息過濾掉，時間長久之后，人們便會被包裹在自己所掌握的狹窄信息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狹隘意識”，所以會造成對某一問題所表達的意見越來越偏激。這對大多數人都適用。從傳播學視角看，媒體也可能更多地去迎合這種偏激，激起大眾興趣，尋求賣點。這一點，從今天更多的對學術不端的媒體報道中可以窺見。這些報道更多地將關注點放在學術之外，從而使學術問題本身被忽略。所以，我們常常看到，有些媒體在公布什么學者抄襲的時候，更多的是將讀者對學術本身的不滿情緒引向對受批判者的譴責、謾罵甚至是“竊喜”上，本來很嚴肅的學術爭論、可以通過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譴責達至的東西，被訴之于普通大眾，在沒有學術判斷力的大眾面前，媒體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這樣一來，學術批判本身就滑向了一種娛樂，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而學術問題依舊存在。

 

其次，學術批判日趨遠離求真問道的本意。學術共同體疾病重重，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當所有的批判大棒打向被批判者的時候，學術的毛病依舊存在，人們該如何依舊如何，這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就是說，一方是學術批判的“好不熱鬧”，一方是學術不端的“我行我素”。為什么越批判，這種現象越嚴重呢？可能有人會反問，是現象的更嚴重才導致更多的學術批判。其實，將作為社會事實反映的社會意識即學術批判調整為“邏輯在先”，意圖是想說明，正是通過這種學術批判使人們看到了“學術的虛無”（當然并不是真正的虛偽）。在學術批判中，人們熱衷于將這種學術不端行為放大為某某權威如此這般地抄襲，然后又是某某權威機構的集體造假等，不一而足。從而淪落為一種是非之爭、義氣之爭。這樣一來，對整個學術共同體成員而言，這是一種自我鞭策、自我約束，還是更容易導致一種自我放逐？對于從事學術的人，總是以一種“負面”的學術批判來宣告、約束這種不端行為的，但在實質上卻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學術是一種實現自我的志業，這種“實現自我”不是說通過學術實現自我的仕途、錢途，而是說，學術本身就是其興趣、理想，當人們在學術批判中看到再權威的專家也不過是一個剽竊者的時候，學術能否成為志業就不能不值得疑問，因為這絕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品行問題，而更多的是社會問題。對學術不端的曝光如果是以一種不恰當的方式呈現，其本身就是問題重重的。

 

顯然，對于學術批判本身不容樂觀，如上列舉也只是窺其一二的現象。最后，我認為需要呼吁的是，人們應將學術批判推進一步，更多關注學術批判的前提，這就是要對造成這種學術不端的制度層面加以拷問，將學術規范變成一種學術制度，從而成為學術共同體的一種契約性力量，唯此，才能真正推進學術的進展，并通過一種制度化的改革做到真正有效地扼制學術不端行為。梁啟超先生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真理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希望梁先生的這句話，不會在我們這些人的手里被解讀為，“學術不過就是一種權錢術”。

 

（作者孫亮為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