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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教育理想主義者和各級教育管理機構在對大學本質和價值認識上的分歧，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大學標準和目標。在教育理想主義者方面，是以中外大學普適性的教育觀念為依據的，主張大學應該是一個不受行政權力影響的、純粹的教育和學術機構，應該遵循教育的活動邏輯行事。而在各級教育管理機構方面，則是以社會現實和直接需要為依據的，主張大學應該是為社會現實服務的工具，應該按照社會的活動邏輯來行事。由于在國家的大學認識中拒絕了世界大學的普適性理念（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大學自治），因而使大學中的“謀食”和“謀利”者們獲得了來自體制方面的支持，形成了大學中的“同床異夢”現象。正是這種分歧，致使大學中的活動邏輯混亂，價值目標分散，是非標準模糊。

 

由于現實的大學制度是以國家主義的教育觀念為基礎和核心的，因而大學的行政化是一種邏輯上的必然。又由于現實的大學制度延續了社會制度中“監督軟化”的特點，因而大學中的行政權力幾乎可以暢通無阻、為所欲為，大學成了唐僧肉，誰都可以來享受，誰都不以為大學是一個需要負責任的機構。

 

誰都不會否認，我們的大學確實是在進步的，大學中的各類人員也確實都在認真工作，大學也確實為社會作出過巨大貢獻。只是由于社會在大學是什么的問題上沒有形成共識，因而在同樣工作的情況下，其效果是不一樣的。同社會上的其他機構一樣，大學雖然在名義上有各種規則和制度，但這些規則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選擇性地執行的，亦即在針對一般教師和學生的時候，這些制度和規則是有效的、剛性的、必須執行的。在面對有些領導或權威人士的時候，這些制度和規則就會變得富有彈性或軟弱無力。這種“權大于法”、“官貴民賤”風氣的流行，必然會造成人們對制度和規則的輕視和淡漠，造成大學人對大學精神和榮譽的疏遠和游離，導致大學制度和文化生態的劣化，也會孕育出“官殺案”這樣的惡性案件。

 

大學是社會理論和思想的發源地，也是社會文明和公理的傳播者和維護者，大學中的丑聞不僅是大學的恥辱，也是社會的恥辱。出現于九江學院中的“官殺案”，雖然只是一所學校的事情，暴露的卻是高教領域中的普遍性問題，影響的是整個國家的精神和道德，社會不能等閑視之，應該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檢討。該案件提示我國現階段的大學制度改革，不應該是那種技術性、基層性、表面化的“漸進性”改革，而應該是教育思想具有明顯突破性和前瞻性的實質性改革。其所建立的現代大學制度，要體現大學的普世性特點，具有文明、理性、民主、科學的內涵，能引起人們的精神共鳴和參與熱情，使大學真正成為能夠引領社會文明和正直風氣的文化和教育機構。

 

審視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學制度建設活動，可以發現其中對世界大學制度進行了兩方面的內容置換。一是世界大學制度中的“教授治校”被換成了“校長治校”，一是世界大學制度中的“大學自治”被換成了“共同參與”或“民主管理”。綜觀“教授治校”與“校長治校”的內涵，兩者雖然只有兩字之差，內容卻千差萬別。“教授治校”的前提是大學的精神和宗旨來自于大學內部，是大學人對自己的社會職責和文化使命自覺體悟的結果，因而是大學人的自覺選擇和努力方向。“教授治校”體現的是一種民主和法制精神（因為教授是一個群體，“教授治校”體現的是教師的集體意志），是先有規則，后有校長。同時，校長由教授會選舉或董事會投票決定，校長需要按大學的規則（憲章）辦事。對于校長的去留，有明確的問責和撤換制度。“校長治校”的前提則是大學的宗旨和目標來自于大學外部（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等決定），是社會賦予大學的。“校長治校”體現的是一種明顯的“人治”精神，因為不僅校長是由社會中的某些“伯樂”選拔的，而且校長在大學中具有制定規則、改變規則、委任下屬的權力。在“校長治校”的機制中，實質性的活動邏輯是先有校長，后有規則。同時，在大學內部，沒有對校長明確的問責和撤換制度。校長可以對教師和學生進行任何懲罰，但教師和學生對校長卻沒有有效或可操作的監督和罷免權利。這樣的大學制度設計，不僅難以使大學克服以往的問題，也使大學難以與世界大學接軌，難以產生世界大學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所以，我國大學制度改革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對傳統的大學認識和大學觀念進行突破，這是大學制度改革的思想前提。只有新思想的創造和傳播，才能形成廣泛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共識，才能聚集起改革需要的強大力量。沒有新思想指導的改革，則很容易在改革的過程中左支右絀，致使改革虎頭蛇尾，半途而廢。而這，或許是九江學院“官殺案”對我們的深刻提示。

 

（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 王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