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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西九江學院政法學院副院長殺正院長并焚尸”的消息被廣泛報道。其實，自從發生“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殺師案”、“華中科技大學肖傳國雇兇打人案”之后，這類兇案在大學中似乎也不意外了。在高校未對兇殺案原因進行深刻反思的情況下，兇殺案的殘忍程度升級、引發原因多樣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然，在全國一千多所高校中，這樣的事情無疑是偶然、個別的事件，只是審視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目前我國大學的文化和精神形態，我們很難說發生這種事件的原因不普遍。對事件的反思，筆者以為起碼應該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應該從目前的高校干部選拔標準及方式方面來反思。

 

眾所周知，目前我國高校領導干部（包括校級和中層）基本上都是按照社會性的行政領導干部的標準和方式選拔的，這種選拔標準和方式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有許多硬性條件，比如年齡、學歷、職稱、資質（下一級職務年限）等。二是主要由組織部門來操作，邏輯是“組織部門干部的素質是高于常人的，他們可以在干部選拔中秉公辦事，不以權謀私，能夠把合適的干部選拔上來”。然而，多年來的社會實踐表明，這種將希望寄托于“領導高明”基礎上的“伯樂相馬”機制，不僅缺乏現代文明的理論依據，具有“人治”社會的特征，而且也包含著“人息政亡”的風險。九江學院的“官殺案”提示我們思考，這種社會性的組織工作原則，是否適合于高校中的干部選拔？如果在大學中沿用社會上的“選官”機制和原則，社會上的官場弊端也必然會被帶到大學中來，大學的本性會在“官本位”風氣的沖擊下變得世俗和功利，大學也難以成為真正的大學。

 

其次，應該從大學行政化的方面來反思。

 

近些年來，行政化意識和風氣代替原來的政治化意識和風氣，成為大學領域中的核心觀念和思想，促使大學中的制度也向行政化方向傾斜。原來約束政治化制度的意識形態規則隨著政治化體制的消失而淡化，新的能夠有效約束行政化的規則又沒有建立起來，大學的行政機構在精神和形態上越來越像衙門，教師和學生則越來越像被這些衙門管轄的“子民”，一些領導干部（校級和中層）也習慣了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領導的輝煌不只是理論上的，更是實際上的。比如：在學校的崗位津貼和教授評級中，領導無疑都是最高的；在“教學名師”、“學術帶頭人”等榮譽稱號的評選或推薦中，領導無疑是要優先的。“教學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等榮譽性機構，則基本上都是由官員組成的。“仕而優則學”、“仕而優則利”、“仕而優則名”，是如今高校中“靚麗的精神風景”。正是由于“官們”身上集聚了太多的利益、榮譽和恭維，給人們進行了“只有當官好”的現實示范，教授爭當官，在如今的大學中已經不是意識層次上的問題亦即是否好意思去“爭官”的問題，而是技術層次上的問題亦即為了能當上“官”或當上更大的“官”，如何不擇手段，選擇黑、白、黃道方法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九江學院“官殺案”，可以說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

 

第三，應該從大學精神碎片化的方面來反思。

 

數年前，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提出了“社會斷裂”和“社會潰敗”的理論，他的理論既適應于解釋社會的現象，也適應于解釋高校中的現象。這種理論表明，由于社會中的制度和文化缺陷，使社會的結構發生斷裂，社會肌體發生潰瘍，某些社會組織中的人們，其精神已經不是一個整體，而是一群碎片。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已經沒有了由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凝結成的目標或方向，而是“各自為戰”，自己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具體到大學，就是大學中的人們并沒有形成大學是“知識或學者共同體”的共識和信念，而是按照自己的大學想象來確定自己的行為原則。由于學問或學術并沒有成為大學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在現在的大學中，學術論文抄襲、剽竊現象極其普遍，學術腐敗現象也司空見慣，大學在本質上已經變成了一個治學（極少數人）、謀生（絕大多數人）、謀官者們集聚的大雜燴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