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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博’這個詞容易引起誤解，也把博士研究生的培養過程簡單化了。”華中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的張宜生教授說，博士生教育一直被視為“知識創新”的過程，而博士學位論文是博士生科學研究能力的集中體現。博士研究生是要讀書，但博士學位不是“讀”出來的。

 

 

“盡管我有很大興趣做學術，但讀博期間也有煩惱和壓力。”北京師范大學古代漢語專業08級博士張大勇說，“對我而言，主要的壓力來自于就業，現在博士越來越多，期望值高、競爭壓力大。另外，博士學制太短，國外讀博一般是五年，也有八年的。而我們只有三年，做了兩年的研究后，馬上就要面臨進入社會找工作的問題，只能搶時間做課題和畢業論文。”

 

作為成年人，博士們對自己的處境、學校、導師、社會的境況會有理性的認識。盡管如此，他們坦言，追求學術并非讀博的唯一原因。在張大勇看來，大家讀博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學問為樂。學生專注于學問本身，甘心坐“冷板凳”，向往在簡單的生活中拿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第二種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這種人讀博，更多是出于一種社會責任感，以讀書做人為樂，實現一種學問以外更高層次的理想；第三種則是為個人創造更多利益，希望以讀博為跳板或敲門磚，獲取體面的收入和職務。

 

除此之外，女博士和男博士不同的是，可能還要面臨家庭和生育的問題。北京郵電大學的一名女博士告訴記者，這主要表現在學業和家庭的沖突、經濟壓力等。“總感覺時間不夠用。現在只有國家每個月1000元的補助，不夠，不過也沒辦法，讀博士時間緊張，沒有多余時間出去做兼職，我只能靠愛人養活了。”

 

盡管如此，面對讀博的得與惑，一些人仍對未來充滿樂觀。“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進入文化、經濟和政治領域，對社會的良性發展必然起到更多的積極作用。博士的優勢應該是更為廣博的認知能力和人文關懷。高等教育的本質是提高認知能力，社會責任感，而不僅僅是學問家。”張大勇說。

 

 

“現在，博士生和博士生導師都面臨很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既來自于導師的責任，也來自于學校的學科發展計劃以及社會發展需要——博士數量多了，競爭也加劇了，它推動了學科建設，以及杰出人才、創新人才隊伍的發展。”張宜生教授對記者說，“如果你帶了四個博士，就得面臨著四份壓力。”

 

在張宜生的科研團隊里，他更多是擔當一個教練的身份。整個科研組是一個親密的團隊，而要結題要做出成果，要帶出優秀的博士，拿出優秀的學術成果，都是張宜生面臨的壓力。

 

只強調博士論文，相對忽視科研訓練的觀點在今天已經受到挑戰。

 

“我最向往的博士和博導的交流方式是能定期探討與博士論文有關的話題、當代一些學術前沿問題，還有就業、生活話題。”北京科技大學的一名博士說，“師門不是冰冷的實驗室，應該可以幫助我，包容我，鼓勵我。”

 

張宜生說，博士生論文必須有“獨創性貢獻”，即所謂“創新點”。對理工科學生來說，博士論文實際是科學(工程)實踐的系統化總結，這不是可以閉門造就的。科研項目給了研究生進行科研攻關、創新實踐、學術交流和科學總結的機會。

 

張宜生坦言，中國的創新水平本來相對較低。如今資訊發達了，選擇卻更艱難了。就科研過程本身來說，博士們進入的課題組都是有一定的科研積累基礎的，這是一個前仆后繼的過程。博士們到了期限必須畢業，因此也就必須趕時間做科研，否則只能另招學生。在國外，博士讀個五年八年很正常，而我國目前的制度還沒有考慮到課題進展變化的特殊情況所需要的學制彈性。

 

同樣是做科研，相比自己的那個年代，張宜生認為，現在的博士們更多關注就業問題。在讀博的最后一年，許多博士都要花精力找工作，在科研方面容易松懈延誤，也有研究生把“讀博”當作“發財”的過程，張宜生對此并不認同。“現在有很多讀博的人確實發財了。他們在科研上作出一些成就，得到了社會的認可，自然也就擁有了財富。但這并不應當是讀博的目的。”

 

 

文科素來強調人文關懷，但是導師的課題多了，帶的學生多了，導師也可能面臨無暇多顧的情況，能夠完成本職工作已經難能可貴。

 

談及理想的博士與博導關系，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榮軍認為，和學生相處最好的方式是亦師亦友，這也是他在教學中一直堅持的。除了學術上的交流以外，他認為老師應當以身作則，給學生一些人格上的影響。此外，通過交流也能夠在生活上給予學生一些照顧。

 

至于學術創新，劉榮軍認為脫離現在的體制來談創新，不太現實。“學生們從小就接受應試教育甚至一直到博士階段，在很多條條框框的約束下，創新能力的‘新’字有多大實際價值，值得推敲。在老師都難以創新的情況下，要求學生去創新，這是不現實的。”劉榮軍說，“創新需要有更多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