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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增強。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全面推進，全社會對于科技發展的關注和期待也更加強烈。面對新的形勢和要求，我們需要超越科技自身，進一步從戰略層面上研究科技發展的重大問題，為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一、力量重于財富

　　早在400年前，英國哲學家培根就曾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這一經典思想深深影響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如果說那個時代人們還只是處在蒙昧和自發狀態，那么今天當我們正處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和科技革命浪潮之中，科技帶給國家、民族以及每一個人的感受無不是前所未有的沖擊。實踐表明，對于一國經濟來說，未來最重要的將不再是生產規模，而是贏利能力；對產業分工地位起決定性影響的也將不是物質資產，而是知識資產。著名的競爭力大師德魯克認為，在未來的經濟格局中，人們最關注的將不是資本，而是知識。

　　事實上，當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主要就是體現為知識資產方面的積累。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1998》報告認為，若干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經濟增長表明，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不到30%，知識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以美國為例，2006年美國研發支出占其GDP的2.66%，研發投資總額占到全球的40%，并擁有世界專利的50%。全世界科技移民總數的40%到了美國，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全美科學家總數的20%左右，全世界62%的“明星科學家”居住在美國。從1900年到2009年，美國有274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硅谷的絕大部分研究人員來自于印度和中國，1995年到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術公司中有39%是由移民創建的，硅谷新建企業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創建的。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強大不僅在于其強大的資源轉化能力，更在于其控制資源流向的能力——核心就是知識資源。

　　近年來，許多人對我國長期保持GDP的高速增長而欣喜不已，甚至以此作為中國國力增強的標志，實際情況也許并非如此。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研究認為：1820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為32.9%；1820年，中國的GDP約為英國的7倍，卻在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1913年，遭受了八國聯軍侵華、庚子賠款和日俄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戰爭破壞之后，中國GDP仍居世界第二位。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中國GDP約為日本的1.9—2.8倍。然而，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卻屢遭欺凌，最終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由此可見，GDP統計只是國力對比中的一個狹窄方面，不能完全反映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更不能反映國家的國際地位。是否擁有先進的生產力，具有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這種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斷擴大投資以及消耗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作為代價。據有關資料統計，2009年我國GDP占全球8%，但消耗15%的能源、32%的鋼、30%的鋅、25%的鋁、23%的銅、18%的鎳、54%的水泥。2007年我國萬元GDP能耗分別是日本的11倍、法國的8倍、美國的6倍。在生態環境方面，我國酸雨面積達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積占1/3，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淺層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顯然，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我國許多產業的發展盡管在規模上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然更多地依賴于國外技術的供給，產業成長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形成了外在的“互動”，無法有效積累起自身的知識資產和核心競爭能力，從而也無法主動有效地調整產業結構。長此以往，我國許多產業將被鎖定在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難以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這些年來我國一直強調要調整經濟結構，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應該說與技術能力的不足有著直接關系。

　　中國古諺說：“國之上下交相言利，國之危也”。德國歷史經濟學家李斯特認為，創造財富的力量比財富本身更為重要。這些思想說明了一個簡單道理：財富不能代表一切，沒有力量支撐的財富是不牢靠的，甚至是可以被剝奪的。在當今全球化條件下，知識積累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也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沒有強大的知識力量，無論經濟增長速度多快，經濟規模多大，都將很難避免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對于我國來說，在經濟發展中加速積累起屬于自己的知識資產和人力資本，這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也是中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