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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教育理論研究表明，大學行政化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深刻的。行政化的表現雖然在當下，但其根子卻在歷史的深處，在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的深處。因而大學中的“去行政化”，無疑是一次涉及教育觀念、制度、文化、利益格局的思想和制度革命；還由于我國的大學制度不僅與國家整體的教育制度密切聯系，而且與社會的政治制度密切聯系，因而大學的“去行政化”，還要涉及國家的整體教育制度改革及政治制度改革。

 

“去行政化”的前提是國家級決策者們對大學本質認識的改變。“去行政化”活動不僅是對現行大學制度的更新和超越，而且是對新的、體現大學本質和宗旨的大學制度的建立，為此，社會需要首先改變對大學本質和宗旨的認識。前已述及，我國的大學制度是在世界大學職能和意義轉向之后才從德、美、蘇等國引進的，我國對世界大學制度和思想的移植，只是注重了他們思想的后期階段及制度的形式，亦即大學發揮科研職能以及為社會服務職能的思想，而缺少了大學弘揚基督教普遍精神和提升人生意義的培養有教養的人的思想，因而人們在觀念上總是將大學視為實現社會目的的工具，而沒有意識到大學存在和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有意義的目的，進而忽視了大學對社會文化革新和改造的提升和引領作用，忽視了大學文化的創造及對人高貴靈魂的塑造作用。而大學對社會的精神引導作用及對大學本身意義的重視，一般是需要經過大學自己的努力、再與社會達成妥協來完成的。然而這樣的條件我國目前的大學并不具備，需要由大學之外的社會力量來推動。縱觀我國大學的歷史，可見大學制度的每一次變動，基本上都是由外力推動完成的。恢復高考制度是這樣，大學收費制度制定及大學合并、擴招活動的發生也是這樣。又由于我國的大學制度本質上還屬于政治制度，因而必須得到國家政治方面的支持。而在目前的情況下，要完成大學制度的“去行政化”，則必須得到國家高層的理解和支持，并由他們中的“卡理斯瑪”式人物主導來完成。所以，國家高層對大學本質、意義、作用認識的改變，是大學“去行政化”的思想和精神前提。

 

“去行政化”的關鍵是國家的高教決策層對大學中黨政關系本質理解的改變。我國現行的大學制度，與社會其他行業結構一樣，是一種典型的黨政“二元”結構。其淵源一是前蘇聯的民主集中制，一是根據地大學中的黨委領導制。這種結構與我國早期大學從國外移植的大學制度差異明顯，對大學活動的影響也大相徑庭，因而一直是新中國建立后關于大學制度爭議的焦點。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許多人就是因為對這種體制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為了解決大學中的體制問題，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教育體制改革中，曾經在100多所大學進行過黨政分開的改革試驗，期望能夠在大學領導的黨政關系問題上有所突破。而筆者其所以提出需要重新理解黨政關系的問題，是因為我國大學中的行政化現象，不僅與大學的行政管理制度有關系，而且也與大學中的黨委領導體制有關系，由于大學校長是在黨委領導下工作的，如果不涉及黨委領導體制的改革問題，極可能是治標不治本，行政化問題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現實大學中的黨政雙重領導結構，不僅使大學中的領導和管理機構繁多，非教學人員數量龐大（一般為教學人員的2倍），使大學承受著巨大的經費壓力和內耗行為的干擾，而且使大學中官員的數量龐大（社會上傳說的“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可以說毫不夸張），出現一個掌握了大學財、物資源的行政管理集團，他們中有些人的“自利”行為自然地引發了大學中的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現象。大學中的行政化現象及“官本位”風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種黨政雙重領導體制引起的。所以，要在大學中“去行政化”，就首先必須考慮改革這種體制。但要改革這種“二元”體制，就必須提高決策者們在這方面的認識，對大學中的黨政關系進行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