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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國務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至立表示，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研究生教育取得顯著成就，當前研究生教育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然而，對于新的起點，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們卻有自己的看法，一個綜合的觀點就是，此前制定的一些政策已經不適應當前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亟須修訂和完善，以便高校作出相應的調整。

    在此次會議上，陳至立強調，新形勢下發展研究生教育，要以改革為動力，著力解決好質量觀念、學科水平、培養機制、導師作用、經費投入、管理措施等影響質量的問題，進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

    在記者采訪的高校中，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都有不同的改進措施與辦法，有的甚至還創建了新的研究生培養模式。

    變革一：中國科技大學導師成為第一負責人

    2005年10月，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管理學院聯手進行了研究生教育現狀調研分析，分別從生源、教學培養、師資、科研、就業5個方面進行問卷調查并統計分析，根據調查結果，同時與MIT、清華等國內外著名高校的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

    據該校常務副校長、中科院院士侯建國介紹，通過對比分析，中科大于2006年對研究生教育作出重大調整——面向世界建設一流研究型大學成為學校的定位，把培養拔尖創新型學科領袖人才、促進所在領域的研究水平達到頂尖水平，作為其研究生培養的定位，同時，研究生培養的重心開始考慮向博士生有所傾斜。

    “對一所學校來說，博士生對研究成果和學術聲譽的貢獻一般而言將超過本科生和碩士生，博士生培養擔負著培養領軍人才的使命。”侯建國說，“但同時，本科生和碩士生的培養仍被當成是博士生培養質量保證的基礎。”

    在培養模式上，該校也作出了重大調整，對碩士生的課程學習上逐步重視面向專業應用，而對論文寫作和參與科研項目時間可能進行調整；對博士生培養重視彈性學制；加強過程管理，制定適當的制約機制，避免彈性成松散的起點。

    “導師是培養質量的主題，是第一負責人!”中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長張淑林告訴記者，研究生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步是把權力下放到各學院、把研究生導師推到了第一線，他們成為招生、教學、學術主體，行政部門從把關角色向服務角色轉變。具體包括：招生中，導師成為第一把關人，研究生院退到后臺；教學上以導師為中心，并鼓勵研究生參加國際交流學術會議，鼓勵發表國際論文。

    與此同時，該校也建立了制約機制，日常的論文質量博士生的由導師把關，畢業論文通過則需“三道關”，首先在學科點上有學術委員會，其次，在一級學科點上的，最后是學校層面上的學術建設委員會。同時，在每個學院下，有研究生論文評估中心。

    變革二：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創建校企聯合培養模式

    而作為一所極具特色的行業院校，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歷了從專門培養研究生到大量擴招本科生的變化，據該校黨委副書記吳小林介紹，學校現在的研究生培養，模式、規模與1999年相比，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從人數來看，在原有的基礎上已經增長了兩倍左右。學校于2000年開始試辦研究生院，2004年正式開辦，經過近8年的努力，加上原有的積淀，目前該校已經擁有84個學科點，博士點也增長到32個，其中包括自主設置的學科點。

    從人才培養模式來看，也有較大的突破。一是在全國高校率先建立企業研究生工作站，創新地建立了校企聯合培養研究生的模式。二是2003年以來，先后與中石油東方地球物理公司、大港油田等6家企業簽訂了“訂單式”培養協議，創建了“國際石油合作型”人才培養新模式，開辟了一條以國際石油合作項目為平臺，學校、企業和外國政府全程合作培養石油企業急需的、適應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新途徑，為行業走向國際化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礎。

    此外學校還采取了設立博士論文基金的方式來鼓勵博士生寫出更多的優質論文，此項資助的力度較大，個別學院的博士生甚至每年能因此而得到幾萬元的基金。對于類似的方式，學校還將在以后采取分層次的辦法進行獎勵，以提高獎勵基金的覆蓋面，鼓勵更多的研究生潛心于科學研究。再如一些學院采取的論文查錯等都是促進研究生科研水平提高的好辦法，值得推廣。

    吳小林表示，實際上任何管理措施都有一個生命周期，學校也概莫能外。因此，考慮到這一點，學校在研究生培養方面的管理也需要不斷調整，保持其生命力，適應現實的需求。

    變革三：北京理工大學重點建設管理體系

    據北京理工大學負責學科建設、學位授予的研究生院副院長李鎮介紹，近年來該校在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方面都有較大的調整。李鎮表示，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二者進入良性循環的關鍵是機制的改革，“機制正確，管理措施到位，就能進入良性發展，所以我個人認為改革的關鍵是培養機制”。

    該校研究生培養辦公室主任林海表示，學校從2000年以后，特別是2003年以后，研究生培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一套規范的管理制度，以這種管理制度，在研究生培養的各個階段，以規范的管理來產生高的管理效益。

    “規范管理是碩士生培養的基礎。”林海認為，“規范管理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從學生進學校注冊抓起，加強注冊管理的意義是很重要的。2003年過后，學校在學籍管理方面，強調要讓學生充分意識到如何取得學籍，怎么延續下去和怎么終止。”過去無論是學生還是學籍管理人員，其意識里學籍不過是一個圖章而已。

    “我們調查了多所國外大學，特別是美國的MIT，把他們的整個注冊管理的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根據學生辦理注冊手續的具體情況，把學生的學籍以不同的學籍狀態加以區分，并使之與學生在各個狀態中所享有的權益聯系起來。”林海說，“在后續的課程注冊、培養計劃制定等各個環節，我們學校都有詳細的規定，大大提高了研究生培養的工作效率，將具體負責研究生培養的導師和管理人員從枯燥、瑣碎的管理事務中解放出來，專心搞好教學。”

    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北京理工大學建立并完善了資助和獎勵制度，鼓勵博士生的創新能力。學校專門設立基金，組織評委會對已經完成博士學位論文開題的博士生進行評估，對優秀的選題進行資助，金額可達20000元，受資助的博士生如果覺得不夠，還可以申請進一步的資助。

    矛盾：圍繞培養機制改革展開

    然而，高校的一個普遍反映是，雖然研究生培養改革的變化很大，但在實際中遇到的困擾也不少。

    以研究生的培養為例，由于一部分研究生并不是本著科學研究的目的求學的，這就讓學校制定的一些政策難以落到實處。比如，學校有讓研究生在期刊上發表論文的要求，但沒有具體規定發表論文的內容。這樣一來，一些學生就會只管發表論文，而不管論文與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相符合、論文是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等。對于這樣的情況，學校即使知道，但也不可能普查每一位研究生發表的論文。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一旦完成學校的硬性規定似乎就無可厚非。然而，這樣的培養質量顯然與學校的初衷是相悖的。

    而對于研究生收費改革的問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學校負責人表示，由于收費涉及到的情況比較復雜，他所在的學校還在觀望階段，看看哪些學校實施方法比較好之后再進行綜合設計改革方案。這名負責人表示，對一些綜合性院校來說，收費改革牽涉到各個學科、院系，會涉及到導師的具體利益，有些利益其實并不僅是費用的問題。即便在結構性矛盾少一些的學校，在一些強勢學科和邊緣化的學科之間，這種矛盾還是顯得有些突出。

    在研究生培養質量觀方面，北京理工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常務副院長呂欣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說：“加強研究生培養質量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質量觀念也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在他看來，質量觀念應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促進科技發展，是學術型的，另外一個要滿足創新社會的需求，是應用型的。搞理科基礎研究的，他的研究重點應是以原始創新為主的，推進科學的發展，推進社會的進步。搞工科的，從某個課題或者項目里挖掘出有應用需要的，滿足社會需求的技術，這是他的工作重點，讓他作原始研究也有困難。在這兩方面都作出成績來的，都應該是優秀的學生。

    呂欣表示，目前對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是比較單一的，有時候用人單位只看學生的學位，對他們背后的專業背景并不了解，也不清楚學生真正擅長的方面。“比如說只是看研究生對某些基本公式會不會推，某個概念了解不了解，用這樣的點去評價學生質量的好與壞是不全面也不客觀的。”呂欣說，“根據這樣的情況，有人就認為原來的研究生什么都懂，現在的研究生什么都不知道了，這僅僅是直觀的看法，是比較膚淺的。”

    北理工負責研究生培養的王渝副院長還補充說：“要在研究生培養方面有確定的定位，分清層次來評價，作區別對待，要求有所差別，評價指標方面也要有所差別，根據不同的學科特點來制定評價體系，體現每個學科的特點，不能僅僅是簡單幾句話的原則。尤其是學術型的碩士和應用型的碩士應該有不同的評價標準。”

    侯建國則認為，培養需要在源頭上下功夫，要在觀念上進行調整，拓展選拔方式。招生制度改革，從過去過分注重分數向盡可能加大面試力度進行轉變。確保優秀的人才能被發現以及高分低能的人能被慎重對待。因而，對高校來說，首先要在選拔機制上有所調整，發現天下英才并吸納進來；其次要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適當提高研究生待遇，鼓勵學生積極利用各種有利資源，讓自己盡快成長起來，成為在不久的將來有所擔當的優秀人才。

    解決：希望盡早修訂條例更新政策

    對于學校在研究生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高校可說是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處境，因為從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發展來看，目前仍在沿用的學位條例等已經不適應現實的發展。

    比如，目前研究生招生人數雖然大量增多，但從高校的一項調查來看，研究生畢業后，有近70%的走向非研究型的崗位，只有近30%的畢業生真正走向研究型崗位。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生培養與原來的研究人才培養的定位有了很大的差別。

    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在進行學位點評估時很少考慮到這樣的情況，幾乎都是“一刀切”的模式進行評估。對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研究生教育的學校負責人表示，針對不同的情況要制定不同的評價體系，對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才會有更加客觀有利的評價。

    王渝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現在評價是否為好高中的標準主要是考入好大學學生的比率，考試成績成了培養目標。但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引導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以及適合自己發展的目標和社會位置。王渝認為，國家的政策應該是指導性的，而不是規定性的。如果想培養質量高的研究生，教育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化，學校需要更大的自主權，針對研究生的特點因材施教。

    針對目前對研究生質量培養評價指標過于功利的問題，王渝說，就目前的現狀來看，學生畢業后去工作，由于流動性強的原因，信息反饋就相對緩慢一些。一所學校的畢業生是否優秀，要看社會對他們的評價，而這種評價在5年甚至10年內都難充分地表現出來。對于研究生質量的評價體系，要以實踐為重要標準，這就需要制定一些相對長效的評價指標，這樣對于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評價就更為客觀。像普林斯頓大學，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學，原因之一就是該校培養出的學生諾貝爾獎獲得者眾多，對社會的貢獻非常突出。

    此外，有高校負責人表示，創建的新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如實行企業、學校的雙導師制，應該采取怎樣的方式才能更有效，這是學校和企業共同探討的問題。然而，這樣的培養模式是不是就是學校決定呢，還是需要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以及教育部的認可呢？還有，和企業聯合培養國際化的人才，發的是國內外兩所大學的學位證書，教育部是否認可呢？再者，目前國家提出了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但是，關于創新型人才的內涵怎么理解，怎樣培養才算得上創新人才？這些應該在學位條例等相關政策文件中明確指出。就目前的實際需求來說，專業人才和復合型人才的需求都很旺盛，那么，衡量這些人才的標準是否應該多樣化，制定的一些政策是否應該適應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現實情況呢？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高校一個較為普遍的呼聲是，目前學校在人才培養和改革中還處于一種探索階段和自由發展時期。對學校來說，確實需要政策上的宏觀引導，期待著從國家宏觀層面上的政策修訂和完善，不僅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同時也便于學校在改革中能跟著“一個明確的指揮棒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