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樂：統一性使大學失去靈魂與活力
2009-07-17 來源：科學時報
近期，一些大學校長、院長抄襲、剽竊他人科研成果的行為不斷被媒體披露。這些現象表明，大學中的虛假教學、虛假科研現象已經非常嚴重。試想在校長帶頭“抄襲、剽竊”的情況下，這些學校中還能有什么公理？以這樣的教育環境熏陶學生，能有什么樣的結果呢？
我國一些冠以大學之名的高校，幾乎都沒有能夠讓大學成其為大學的本校“憲章”，也不理解“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論大學理念和教育境界。其治校者們別說是否為胸懷自己獨特教育理想和理念、在治校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了，就是能稱得上教育內行的人可能都不多。在他們心目中，教學是前現代水平的“以課堂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的灌輸性教學；科研是多少核心期刊論文、多少國家或省市級獎項、課題的“數字化”目標；教育和教學管理理念是以服從為主旨的科層制原則，管理方法則基本上沿用現代企業的標準化方式，教條化、功利化、庸俗化成為許多大學文化和精神的顯著特征。
受這種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不少教師的工作志趣不是教育理想、信念和事業，而是謀生和晉升。教學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科研是為了評職稱和科研業績。因此，雖然各校都有龐大的教學管理機構和數量不少的管理人員，有數量不少的教學工作會議和研究活動，但教學的觀念卻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教學質量沒有實質性的提高，教育和學習風氣沒有實質性的好轉。
科研工作也一樣，雖然各校都有幾乎“千篇一律”的科研標準，但這些標準卻不判別教師的科研成果是否具有“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的原創性能力，也不具有激勵“創造新思想、新理論、新知識、新方法”的制度性功能，而是將“十年磨一劍”的研究成果與“憑版面費發表的論文、用贊助費出版的著作、靠‘公關’獲得的課題”混雜在一起，使教學、科研的內涵魚龍混雜，評價標準渾濁不清，失去內在的品格和精神，成為滲透了世俗意識和行為的功利性活動。
在這樣的大學文化和精神氛圍中，許多人的教學是一種對學生沒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無效教學，其極具普遍性的照本宣科教學方式與“劃重點、背答案”的應試性考試方式“相得益彰”，不僅造成了大學中司空見慣的“逃課”現象，也造成了許多學生“大學四年沒有學到知識”的嘆息。若以這樣的教學為標準評審教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在科研方面，可以說問題就更多了。不僅版面費、出版補助費換來的大量學術論文和著作的真正價值難以辨別，對以期刊規格為基礎的所謂權威論文、省或國家級課題和獎項等方面科研成果的獎勵制度，更使人對科研工作的方向和原則難以把握，趨官趨權代替了求真求實。遍布校園內各個層次的“復制、粘貼”論文、成果現象，通過近期被媒體披露的幾位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的“抄襲事件”，更是顯露了科研虛假問題的嚴重性。拿這樣的科研來討論問題，能有什么意義呢？
當然，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表明，大學問題的根子并不在大學自己，而是源自于我國長期堅持的統一性大學制度。這種制度在使大學具有高效率和統一化特征的同時，也使大學失去了教育本然的靈魂和活力，使大學在精神上成為隨波逐流的流浪者，在品格上成為沒有操守的投機者。趨炎附勢，唯利是圖，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成為大學精神和靈魂的顯著特征。在大學本質上是屬于大學人自己的時候，其中的任何欺騙或作假行為，都是對大學人自己的傷害。就像父母不會容忍、更不會縱容子女說謊一樣，大學會容忍自己的教師或學生說謊或作假嗎？為什么現在的大學會容忍甚至縱容自己的教師或學生作假呢？那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學是國家的，與自己關系不大。為了本校或某些個人的利益，他們可以和教師合作起來欺騙國家，甚至用行政權力命令教師和學生作假，以換取他們需要的好處。在國家方面而言，由于主事者的思想局限或能力原因，他們沒有認識到教育事業及大學活動的特殊性，以簡單化的方式管理教育和大學，以行政領導干部的標準選拔和任命大學校長及其他領導人員，致使大學中的領導方式出現偏差，形成大學不像大學而像市場、官場、名利場的現象。
我國大學進步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以公開選聘的方式聘請對教育有遠見卓識的、真正的教育家擔任大學校長，再由他們主導建立教授會等教師的自治性組織，由他們主導建設清純的教育風氣，聘任真正的符合大學教學和科研要求的、“熱心、積學”的教師，真正提高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品質，使人們有條件在真的基礎上討論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問題，討論教師和教授權利、責任、操守、信念等教育的基礎性問題。
由于我國大學還背負著巨大的歷史包袱，因而其“治本”之路是復雜和艱難的。大學中積聚了太多的文化污垢和精神垃圾，對大學思想和理論發展構成了很大的障礙。大學若要治本，則需要徹底地更新教育觀念，徹底清除這些思想污垢和文化垃圾，建立真正的符合大學活動規律和思想邏輯的現代大學制度，使大學的發展建立在堅實的制度和文化基礎之上。
（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
我國一些冠以大學之名的高校，幾乎都沒有能夠讓大學成其為大學的本校“憲章”，也不理解“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知識論大學理念和教育境界。其治校者們別說是否為胸懷自己獨特教育理想和理念、在治校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了，就是能稱得上教育內行的人可能都不多。在他們心目中，教學是前現代水平的“以課堂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的灌輸性教學；科研是多少核心期刊論文、多少國家或省市級獎項、課題的“數字化”目標；教育和教學管理理念是以服從為主旨的科層制原則，管理方法則基本上沿用現代企業的標準化方式，教條化、功利化、庸俗化成為許多大學文化和精神的顯著特征。
受這種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不少教師的工作志趣不是教育理想、信念和事業，而是謀生和晉升。教學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科研是為了評職稱和科研業績。因此，雖然各校都有龐大的教學管理機構和數量不少的管理人員，有數量不少的教學工作會議和研究活動，但教學的觀念卻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教學質量沒有實質性的提高，教育和學習風氣沒有實質性的好轉。
科研工作也一樣，雖然各校都有幾乎“千篇一律”的科研標準，但這些標準卻不判別教師的科研成果是否具有“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的原創性能力，也不具有激勵“創造新思想、新理論、新知識、新方法”的制度性功能，而是將“十年磨一劍”的研究成果與“憑版面費發表的論文、用贊助費出版的著作、靠‘公關’獲得的課題”混雜在一起，使教學、科研的內涵魚龍混雜，評價標準渾濁不清，失去內在的品格和精神，成為滲透了世俗意識和行為的功利性活動。
在這樣的大學文化和精神氛圍中，許多人的教學是一種對學生沒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無效教學，其極具普遍性的照本宣科教學方式與“劃重點、背答案”的應試性考試方式“相得益彰”，不僅造成了大學中司空見慣的“逃課”現象，也造成了許多學生“大學四年沒有學到知識”的嘆息。若以這樣的教學為標準評審教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在科研方面，可以說問題就更多了。不僅版面費、出版補助費換來的大量學術論文和著作的真正價值難以辨別，對以期刊規格為基礎的所謂權威論文、省或國家級課題和獎項等方面科研成果的獎勵制度，更使人對科研工作的方向和原則難以把握，趨官趨權代替了求真求實。遍布校園內各個層次的“復制、粘貼”論文、成果現象，通過近期被媒體披露的幾位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的“抄襲事件”，更是顯露了科研虛假問題的嚴重性。拿這樣的科研來討論問題，能有什么意義呢？
當然，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表明，大學問題的根子并不在大學自己，而是源自于我國長期堅持的統一性大學制度。這種制度在使大學具有高效率和統一化特征的同時，也使大學失去了教育本然的靈魂和活力，使大學在精神上成為隨波逐流的流浪者，在品格上成為沒有操守的投機者。趨炎附勢，唯利是圖，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成為大學精神和靈魂的顯著特征。在大學本質上是屬于大學人自己的時候，其中的任何欺騙或作假行為，都是對大學人自己的傷害。就像父母不會容忍、更不會縱容子女說謊一樣，大學會容忍自己的教師或學生說謊或作假嗎？為什么現在的大學會容忍甚至縱容自己的教師或學生作假呢？那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學是國家的，與自己關系不大。為了本校或某些個人的利益，他們可以和教師合作起來欺騙國家，甚至用行政權力命令教師和學生作假，以換取他們需要的好處。在國家方面而言，由于主事者的思想局限或能力原因，他們沒有認識到教育事業及大學活動的特殊性，以簡單化的方式管理教育和大學，以行政領導干部的標準選拔和任命大學校長及其他領導人員，致使大學中的領導方式出現偏差，形成大學不像大學而像市場、官場、名利場的現象。
我國大學進步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以公開選聘的方式聘請對教育有遠見卓識的、真正的教育家擔任大學校長，再由他們主導建立教授會等教師的自治性組織，由他們主導建設清純的教育風氣，聘任真正的符合大學教學和科研要求的、“熱心、積學”的教師，真正提高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品質，使人們有條件在真的基礎上討論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問題，討論教師和教授權利、責任、操守、信念等教育的基礎性問題。
由于我國大學還背負著巨大的歷史包袱，因而其“治本”之路是復雜和艱難的。大學中積聚了太多的文化污垢和精神垃圾，對大學思想和理論發展構成了很大的障礙。大學若要治本，則需要徹底地更新教育觀念，徹底清除這些思想污垢和文化垃圾，建立真正的符合大學活動規律和思想邏輯的現代大學制度，使大學的發展建立在堅實的制度和文化基礎之上。
（作者為江蘇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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