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巍：對學術違規應該“零容忍”
2009-04-03 來源：科學時報
最近，隨著浙江大學“賀海波事件”處理結果明朗化，這次學術打假終于有了說法。教育部部長周濟在3月15日消費者權益日俗稱打假日這天召開的加強高等學校學風建設座談會上高調提出，要對學術不端行為“下猛藥”，要將學術道德教育納入高校課程；對學術不端行為要像體育界反興奮劑一樣，像對待假冒偽劣產品一樣“零容忍”，實行“一票否決”。
出現學術違規事件，本身并不可怕，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大學敢說自己可以杜絕此類事件，重要的是能否及時、公正地進行處理，并通過不斷完善學術規制避免事件的發生。幾年前韓國對黃禹錫論文造假事件的處理，沒有使韓國科學和首爾大學名聲掃地，而是為各國科學界清除學術腐敗提供了鮮明的警示。
我國雖然還沒有發現大的黃禹錫，但小的黃禹錫就不好說了，有的被舉報涉嫌違規者，不是進行學術辯駁或澄清，而是動用各種社會關系“勾兌”，甚或還反咬揭發者“恩怨報復”、“動機不純”。管理者方面，往往要么捂著，要么找這樣那樣的借口來辯護，再就是揀軟的柿子捏，作一些不痛不癢的“嚴肅處理”。事關學校院所聲譽、評估業績，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倒成了慣例。長此以往，本來為人們不齒的不端現象就會愈演愈烈，當局者熟視無睹，違規者有恃無恐，旁觀者無可奈何，這才是更為可怕的事情，最后蒙羞的將是整個中國科學界、教育界。
其實，對于學術道德、學術規范的要求，很少有哪個教師和學生說不知道，對于違規的危害與道德風險也明明白白，但為什么還有人明知故犯，鋌而走險呢？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那么做的人嘗到了甜頭，卻沒有付出什么代價。對這些人和事見怪不怪、放任自流，就等于姑息養奸，縱容更多的人去違規，而對絕大多數老老實實作研究、認真遵守規范的人來說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這同時也反映了我們在學術道德、學術規范教育方面的嚴重缺失。“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個“道”，當然也應該包括為學之道、研究之道；我們現在仍然講德智體全面發展，這個“德”不僅僅是堅定信仰、崇高理想，還更應該講求誠實、信用、責任這些很起碼的道德素質。如果我們的教授可以“作案”，怎么能責怪學生考試作弊？如果我們知識最密集的地方，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都沒有這樣的操守，又怎么能擔當起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任？
我們現在的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有許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制定了許多鼓勵政策，提供了各種資助項目，設立了不少獎項，但創新效果還不甚理想，為什么？我們比較重視紙面上的“創新”，對科研工作的評價，主要是看數量，但質量恰恰是很難量化的。于是，就有人挖空心思“做文章”，甚至不惜剽竊、抄襲。不恰當的評價體系不僅助長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乃至弄虛作假的風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學術違規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某些制度性的毛病，特別是評價體系的缺陷為學術“失范”開了方便之門，甚至這種體制本身就成了滋生學術腐敗的溫床。如果對這種情況還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的《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2007年2月）規定科學道德準則的第一條就是：誠實守信。“誠實守信是保障知識可靠性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從事科學職業的人不能容忍任何不誠實的行為。科技工作者在項目設計、數據資料采集分析、科研成果公布以及在求職、評審等方面，必須實事求是；對研究成果中的錯誤和失誤，應及時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公開和承認；在評議評價他人貢獻時，必須堅持客觀標準，避免主觀隨意。”只要我們切實做到這一條，則中國科學幸甚，中國教育幸甚！
（作者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
出現學術違規事件，本身并不可怕，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大學敢說自己可以杜絕此類事件，重要的是能否及時、公正地進行處理，并通過不斷完善學術規制避免事件的發生。幾年前韓國對黃禹錫論文造假事件的處理，沒有使韓國科學和首爾大學名聲掃地，而是為各國科學界清除學術腐敗提供了鮮明的警示。
我國雖然還沒有發現大的黃禹錫，但小的黃禹錫就不好說了，有的被舉報涉嫌違規者，不是進行學術辯駁或澄清，而是動用各種社會關系“勾兌”，甚或還反咬揭發者“恩怨報復”、“動機不純”。管理者方面，往往要么捂著，要么找這樣那樣的借口來辯護，再就是揀軟的柿子捏，作一些不痛不癢的“嚴肅處理”。事關學校院所聲譽、評估業績，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倒成了慣例。長此以往，本來為人們不齒的不端現象就會愈演愈烈，當局者熟視無睹，違規者有恃無恐，旁觀者無可奈何，這才是更為可怕的事情，最后蒙羞的將是整個中國科學界、教育界。
其實，對于學術道德、學術規范的要求，很少有哪個教師和學生說不知道，對于違規的危害與道德風險也明明白白，但為什么還有人明知故犯，鋌而走險呢？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那么做的人嘗到了甜頭，卻沒有付出什么代價。對這些人和事見怪不怪、放任自流，就等于姑息養奸，縱容更多的人去違規，而對絕大多數老老實實作研究、認真遵守規范的人來說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這同時也反映了我們在學術道德、學術規范教育方面的嚴重缺失。“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個“道”，當然也應該包括為學之道、研究之道；我們現在仍然講德智體全面發展，這個“德”不僅僅是堅定信仰、崇高理想，還更應該講求誠實、信用、責任這些很起碼的道德素質。如果我們的教授可以“作案”，怎么能責怪學生考試作弊？如果我們知識最密集的地方，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都沒有這樣的操守，又怎么能擔當起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任？
我們現在的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有許多方面的原因。我們制定了許多鼓勵政策，提供了各種資助項目，設立了不少獎項，但創新效果還不甚理想，為什么？我們比較重視紙面上的“創新”，對科研工作的評價，主要是看數量，但質量恰恰是很難量化的。于是，就有人挖空心思“做文章”，甚至不惜剽竊、抄襲。不恰當的評價體系不僅助長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乃至弄虛作假的風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學術違規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某些制度性的毛病，特別是評價體系的缺陷為學術“失范”開了方便之門，甚至這種體制本身就成了滋生學術腐敗的溫床。如果對這種情況還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的《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2007年2月）規定科學道德準則的第一條就是：誠實守信。“誠實守信是保障知識可靠性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從事科學職業的人不能容忍任何不誠實的行為。科技工作者在項目設計、數據資料采集分析、科研成果公布以及在求職、評審等方面，必須實事求是；對研究成果中的錯誤和失誤，應及時以適當的方式予以公開和承認；在評議評價他人貢獻時，必須堅持客觀標準，避免主觀隨意。”只要我們切實做到這一條，則中國科學幸甚，中國教育幸甚！
（作者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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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蔚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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