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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我國高分子科學，中科院化學所堪稱黃埔軍校，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代代高分子人在這里聚集創業，走向前沿，走向世界。他們的不凡經歷，學術傳承和思想情懷是怎樣的？最近我們欣聞一個新的公眾號科化人之聲誕生了。其中我們推選一篇五年前在我國高分子物理學創始人錢人元院士誕辰100周年之際許元澤教授的紀念文章，希望對當代高分子科學人仍有所啟迪。

許元澤教授近照

在化學的土壤上生長物理學

許元澤 

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 

  導師錢人元先生誕生一百周年了，他帶頭創立的高物實驗室也年逾甲子，我們這些他的直接學生輩已開始進入記憶淡忘的年歲。但是和先生相處的一幕幕，交織著化學所高分子物理研究室發展滄桑的圖景，在我腦海里依然清晰和鮮活。

初創年代的輝煌 

  我是59年上的中國科大，當時中科院全院辦學，所系結合，高分子系和高分子物理專業的設立，本身就是首創。高物專業從基礎課到專業課程都是錢先生一手設計創建的，為打好數理基礎我們同物理系一起上課，同時保證化學系的要求。這樣培養的學生敢于面對交叉學科，這正是錢先生年輕時在浙大理化雙修的寶貴經驗。后來根據加強高分子材料工程的需要，又增加了連續介質力學和數理方程，針對學生動手能力差的弱點，增開了化學實驗技術實踐課，回想起來是很超前英明的決策。錢先生還親自開物理化學基礎課和高分子物理課，介紹高物各分科前沿的基礎知識，包括高分子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與溶液性質，高分子鏈結構分析，力學性質，電學性質，纖維結晶取向和熱學性質等，都是他領導的化學所高物室（七室）各課題組正在加緊研究的。我們第二屆學生就由各課題組負責老師來分科授課了，他們帶來了寶貴的第一線信息和思考。這些專業課程激起了我對于高分子物理的極大興趣，報考錢先生的研究生成為我的夢想。63年秋，我進入化學所七室力學組跟吳人潔老師做畢業論文環氧樹脂的應力松弛和化學松弛。有一天錢先生來看我做實驗，跟我說，你考的不錯呀！我喜出望外，顯然他接收我當研究生了。這樣，我在畢業分配前幾個月就實現了成為化學所七室成員的夢想。五六十年代化學所七室，就像水滸里的聚義廳，錢先生大旗一舉，全國各地來的英杰，個個身懷絕技，紛紛前來聚義。這個大義，就是齊心協力建設高水平的物理實驗室，對高分子的結構和性能進行全面表征研究，為我國年輕的高分子工業服務。為此首先要建立各種性能的儀器測量方法，錢先生一馬當先，他年輕時就酷愛無線電，后來在物理系又下廠，儀器技術功底好。各課題組如吳人潔老師等在創造儀器方面也很靈巧，有了任務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上，這成為高物室的傳統。對于高分子物理學，錢先生把它定位在探求高分子的結構與性能及其相互的關系，這是對當時學科發展水平的科學定位，也符合實驗室人員的實際能力。相信結構與性能有因果關系，敢于把它們聯系起來，也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奮斗目標。而以物理手段，為仿制創新服務，走任務帶學科的道路，也符合我國新建高分子工業的國情。有了正確的路線，短短十年間，建成高水平的高分子全面表征的實驗室，又開門面向國民經濟，接受了許多任務，受到了高分子工業界和尖端科技部門的歡迎，這樣的模式也為許多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學習參考，對高分子物理在全國的發展和培養出能設計制造和廣泛應用高分子材料的工業科技人才起到了引領作用。五六十年代，錢先生正在不惑之年，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已是公認的我國高分子物理學的領軍者。 

  錢先生給我的論文題目方向是高分子夾層玻璃的防彈機理，應用背景是戰斗機前視窗研制，從黏彈松弛譜與高分子結構的關系的基礎研究入手。這項研究因為四清運動下鄉和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但在高分子松弛譜方面的探究和從技術問題抽象出關鍵基礎問題來研究的路數，延續在我一輩子的研究生涯中。  

劫后重振

  66年秋，在河南四清運動一年半以后我回到北京，文化革命已如火如荼，化學所也執行極左路線，矛頭對準老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錢先生他們也遭不少罪。本來在那時一個化學的環境中，物理研究易受到“脫離實際，沒有成果”的責備，在文革極左思潮和派性的影響下，這種情況變本加厲，高物工作陷于停頓，七室沒有了，合并到分析化學室。我們研究生因為68年去部隊農場再教育一年半，70年回所，當時有重要緊迫的防化學任務，我全力參加了，還搞出現場色譜儀和超純氫氣發生器。記得文革結束后，政治氣候轉暖，有一天錢先生在路上和我同行，他說，看來你倒是干一行愛一行，還想不想搞高分子了？我說，你知道我是在這里韜光養晦，只要有機會，我馬上申請歸隊。不久，我就回到七室新建的紡絲物理組，負責丙綸紡絲和流變學的任務，并擔任組長。錢先生文革期間一直蹲在我們組，雖然尚未復出，他也一直十分積極籌劃高分子物理的進一步發展。他看到只分析原料結構和測定產品材料性能不夠，必須深入中間的制作過程，積極倡導加工過程的物理研究和流變學。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丙綸紡絲國產化。雖然錢先生當時的主要精力要轉向新建的有機固體方向，他還是就丙綸紡絲項目給以許多具體指導，徐端夫老師也點子多多，指導年輕人攻技術難關，對圓滿完成任務起了重要作用。在錢先生的指導下，我們圍繞丙綸紡絲擠出過程，進口了毛細管流變儀，自制落球粘度計，開始了熔體流變學研究。 

  79年初錢先生推薦我赴德國亞琛技術大學休默教授處專攻流變學。81年底我拿到博士學位回所，錢先生已是所長。他要我不用管聚丙烯方面了，專心發展高分子流變學。我在德國的結構流變學研究發現，高分子的一個重要標度率—特性粘數測分子量的Mark-Houwink經驗方程，可以從單個大分子的松弛時間譜導出。錢先生回信認為是重要的進展。他支持我回來申請了國家第一個高分子流變學方向的重點基金，繼續流變性和結構關系的研究，這方面內容我總結在“高分子結構流變學”專著中。此外，我也參加關于聚合物驅油，順丁橡膠和大型電腦磁盤制作的國家攻關項目，電流變流體重大基金項目，以科研任務經費買了國內第一臺大型旋轉流變儀。我們與北京大學力學系陳文芳教授全面密切合作，取長補短，建設起國內先進的流變實驗室，可以說在流變學的數理基礎和實驗能力上，達到了國際水平。我們舉行全國性的流變學講習班，培訓流變學人才。并聯合有關院校發起成立在中國化學會和中國力學學會下面的流變學專業委員會，等等。這些不少是參照錢先生當年發展高分子物理學的路數。幸運的是，我們有錢先生作為當時中國化學會的理事長，一直給以關心和有力支持。化學所作為流變學專業委員會的掛靠單位多年。九十年代，中國化學會和力學學會推薦我擔任流變學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先生為此還來囑咐過我，要注意團結各單位不同意見的同行，不能像以前那樣“年少氣盛，血氣方剛”。由于種種原因，我在流變學會方面沒做好，學會發展不夠理想，至今回想起來有愧于先生和支持珍惜我的人。 

新時代的進軍 

  1976文革結束，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科學和工業的發展也要放在全球的開放的大格局來看待，高物的發展是沿著任務產品的應用路線發展，還是加強基礎研究，更向國際看齊，擺在高物室的面前。錢先生復出后，首訪日本，得到日本高分子界歡迎和高度評價。然而也有不同的聲音，1977年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訪華，其中有高分子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弗洛里教授，訪華以后他認為，中國缺乏高分子物理學的研究。當時國人震驚之余，多歸之為洋大專家的傲慢與偏見。錢先生則冷靜得多，弗洛里是坦誠直言之人，有他的道理，他講的物理學，更注重于高分子的共性的規律。對待國外的評價，錢先生認為，我們除了加強開放交流出版，理論上也必須提高。靠著對各具體對象的實驗表征，也是無法解決高分子結構與性能關系的復雜的一般規律的。錢先生認識到，在高分子物理的基礎研究方面我們確實對世界的貢獻太少，為此必須加強人員的培養，推薦業務骨干出國進修是條捷徑。79年推薦吳大誠到美國，直接在弗洛里手下進修，推薦我到德國去學習流變學，也都是錢先生在此背景下的決策。他說：出去就是要學這里學不到的東西。 

1981年錢人元先生與許元澤博士在德國Freiburg合影

  七八十年代凝聚態物理學的發展，標志著高分子物理的新階段。八十年代中，錢先生及時組織了化學所和北大物理系黃畇教授等參加的重大基金項目，重新審視高分子凝聚態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探索一些前沿領域。我參加了纏結熔體和液晶動力學。先生本人堅守實驗物理家的方法和務實謹慎的風格，面對實際對象，以實驗方法來理解和檢驗物理概念。例如他從70年代開始就倡導在我組研究擠出收斂流動，不過我們用數學模型的計算和模擬的文章，他婉拒不參與署名，而對年輕一代進行物理理論模型模擬方面的工作是積極支持的。重大基金項目參加者們還專程去成都參加吳大誠教授邀請的軟物質代表人物，法國學者德熱納教授的兩周講座，使我們更具體地看到了高分子物理如何成為統一物理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教授說這是他在全球講過的最長的講座。幾年后他以高分子和液晶物理學方面的內容被授予199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對于化學背景的聽眾，凝聚態物理內容都很新鮮，要達到深刻的認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里除了一些概念和數學物理方法的學習，還有一個統一的物理觀的建立過程，在高分子化學中我們往往注重各種化學結構的實現，而忽略了其共通的物理規律，其實許多規律與具體化學結構沒有關系。弗洛里有一段話說得好，對美國化學界影響很大：“高分子領域應該把更多具有抽象思維和基礎科學取向的師生吸引進來。我認為忽視了這個方面，將不僅僅危害高分子化學，而且危害整個化學。放棄具有如此普遍聯系的組成部分，是整個化學領域不能承受的。”

  在1997年慶賀錢先生八十大壽時，我正在美國公司從事復合材料研發工作。應邀寄去了一些與先生合作的論文供出版錢人元論文集挑選。也參加了紀念回憶筆談的文集，簡單介紹跟隨錢先生學習和研究的感悟。我提到，自己歷盡滄桑之后，才領悟到錢先生有很強的政治素質，他懂得沉默是金，從不奢談政治，但信念堅定，冷靜判斷周圍的人和事。在那樣復雜的歷史風浪的年代，明哲克己，堅守自己的科學事業。他不光領導專業，幾十年來也是化學所的領導，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我想如果自己悟得早些，可能不會有那么多曲折奔波。雖然“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年輕時可強調閱歷豐富，但事業的穩定，往往決定成就的大小。在該文中我寫道，作為先生的學生，我是不會離開高分子物理學的，說不定還有招之即來的一天呢。 

  兩年以后，我辭去在國外的工作，加盟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建立了復雜流體流變學的課題組，我終于又是中國教授了，而且在家鄉上海。去北京見錢先生的時候他也很高興，可能不在一單位使我們談話更放松，他還告訴我，現在科研和以前都不一樣了，主要指的量化管理、科研壓力、學術氣氛和后生心態等，對高分子物理的發展前景有些堪憂。他準備引進一位從美國國家標準局的韓志超博士來主持。“沒在國內干過，會不會水土不服啊？”“國內找也很難，外來的也有好處，他是實驗物理學家。這也是我最后的一搏，以后高物我就完全不管了。”韓先生來后，主持了高分子凝聚態物理重大基金和有關復合材料的973項目，我也積極承擔了其中的子項目。項目集中了數、理、化、材料等各種背景人才，應用各種理論的模擬和實驗對照的方法，力圖進行整合連貫的研究，以期達到多尺度結構與性能關系的突破。那兩年我常跑北京，先生有空就約見面，他也對高物室進展感到欣慰。不料好景不長，03年秋天，突然聽說先生體檢查出胰腺問題動了手術，我一到北京就去電話問候，先生約我在福利樓二樓吃飯，我有點受寵若驚。“聽說先生最近動了手術，看來非常成功”“動那手術非常痛苦，那經歷真的是九死一生，不過結果還不錯。”看他臉上雖清瘦些，精神心情都不錯，還感覺特別慈祥。因為我心中的激動和感動，當時說的許多話已經想不起來，留下的是超越語言超越一切的師徒情誼。臨別，我要先生一定靜心調養，身邊沒有年輕人，有事可找小楊（振忠），他很熱情可靠的。不料，就此一別，竟成永訣。不到兩個月，突然收到楊振忠電話：錢先生去世了，我給老爺子送了最后一程。 

結語：做物理化學人 

  先生走了，他奮斗一生，其實從未退休，像戰士一樣突然倒下了。他帶領和影響了幾代高分子人。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亦師亦父，影響一生。其實今天在百年之后，我們怎樣紀念回憶評論錢先生，與他沒有關系了，他也沒有辦法表態和辯駁。紀念他，是因為我們忘不了這位活在我們大家心里的導師，也是因為在科學的接力賽中，他交棒給我們的許多任務和理想，還沒有完成，我們希望他在天之靈繼續給我們智慧和力量。如果今天化學所后輩采訪他，對青年人有什么期望，我相信，其中的一句話是，希望每個人都成為物理化學人。 

  時代的發展，把化學和物理融合在一起，成為統一的物質科學。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也都在改變和融合。想當年，一代代充滿匠心的制造者，勇敢地面對神秘的物質變化，向復雜和危險挑戰，讓世界為我所用，這是傳統化學家的情懷。另一些人，則萬事要問個為什么，相信世界不是雜亂無章的，是有規律的，它是簡單的，和諧的，數學的，統一的，那才是理性人應該享受的世界之美，這是離上帝最近的殿堂，這是一代代物理學家的追求。后來地上埋頭苦干的達人看天了，那么美！天上達人看地了，其實紛亂的塵世萬物千變萬化，也有其道，太酷啦！于是在上個世紀初，在化學走近物理，物理走向化學的相互結合過程中，爆發了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帶來了材料革命，包括高分子時代的到來。這個過程使整個世界改變了面貌，也產生了許多偉大的人物。在我國，錢人元先生也是先驅之一。錢先生能在多個領域里站到前沿，凡他興趣所及，都留下了歷史的痕跡。這同他深厚的數理化基礎和實驗與理論修養是分不開的。一個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更不可能什么都精，但要有寬闊的胸懷和理解包容能力。好的科學家不會因為害怕數理只搞化學，只做實驗；也不會因為不會動手不敢面對現實而鉆在理論里。 

  當一個化學和物理結合的物理化學人！這個在以前確實是很有難度的，但現在的技術進步，使人的學習能力大大地增強，科學之間的溝通，也非前所能料。不怕學不到，只怕想不到、不去學。如果一代新人成長起來，既有化學家的心靈手巧的匠心，入世創新的精神，造福社會的責任感；又有物理學家的統一理性的世界觀，數理邏輯分析能力，追根尋源的探索精神，我們將迎來一個什么樣的高分子科學實驗室！一個什么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