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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曉敏攝

  人物簡介：中國科學院院士，教授，現任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與修復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

  記者：您是高分子科學領域的首席科學家，后來為何決定“回溯歷史”——從事古籍保護工作？

  楊玉良：我原來主要是從事高分子凝聚態物理、聚合反應新方法和相應的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工作，發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動的穩定性理論，開發了雙軸拉伸聚丙烯薄膜新材料等。之所以關注古籍修復和保護，源于我和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的一次偶遇。在一次相關的會議上，張志清談到在修復古籍的過程中，由于歷史欠賬，我國有大量的古籍和古書畫需要修復，而且修復中使用的某些粘結劑和修復材料不過關，導致修復后對古籍的二次損害。很難想象，許多珍貴的善本，毀在了本該使它們壽命更長的修復材料上。也就是說，對古籍保護來說，一張紙實在太重要了。

  中國傳統的紙是用樹皮、藤皮或竹子的纖維做成的，用我們化學語言來說就是“纖維素”。中國傳統紙張的壽命很長，原因在于纖維素的分子量很大，并且還有復雜的凝聚態結構，這些都是高分子材料的概念。從高分子到古籍，這個跨度看起來很大，其實并不然。只不過將我原來關于高分子的知識，聚焦到與古籍有關的“寫印材料”中。承擔了這一項目之后，我主要做了幾項工作：第一是成立古籍保護研究院，并向社會各界募集資金；第二把實驗室建起來；第三是確立第一批科研項目；第四是建立必要的國際合作與交流。

  記者：歷史上，日本和韓國的造紙技術均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以傳統技術造的紙可以具有幾千年的壽命。為什么該技術沒有被保留下來，現在古籍修復時用的大多是日本的修復紙？

  楊玉良：這個原因很簡單。古代人做事情，里面的道理其實大部分是不明白的，主要是靠經驗把它做好。中國有句古話：“紙壽千年，絹八百”。可惜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機器紙出現并傳入中國后，中國傳統造紙作坊就萎縮了。而中國的文獻資料，就造紙技術方面的記錄一般非常簡略，導致不少類型的傳統紙技術失傳。

  傳統造紙，需要一些耐心、精細的過程。現在很多企業在造傳統紙時，為了提高效率，不恰當地使用了很多化學品和不合理的工藝流程，包括強堿、漂白劑和日光曝曬等，這都使得傳統紙張的壽命變得越來越短。比如說原來漚紙漿要用石灰漚幾個月，現在用濃度很高的強堿處理，幾小時、至多一星期就可以完成；以前漂白需要放置于自然條件下半年左右時間，而現在用強氧化性能的漂白粉、雙氧水幾小時就可以完成。

  傳統造紙牽涉到許多細節，我們也希望多快好省，但是多快好省的前提是要明白其中每一步工藝的科學原理。要從分子層面弄清楚它的本質：不同纖維的纖維素的分子結構、分子量以及它們聚集態結構在溫度、濕度不同條件下會如何演變，分子會如何降解。這樣，我們就能精確預測紙張壽命，就會知道怎樣造出高質量、壽命很長的紙張。同時，還要研究到底是哪幾道工序將紙張的纖維組織破壞了，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藝方法來替代。為此，我們成立了紙張壽命評估實驗室，由專門做材料實驗的科研人員組成，以科學嚴謹的思維態度構建了一套系統預測紙張壽命的辦法。經過實驗，我們的研究人員找到了用生物酶來漂白的方法，并且證明生物酶不會對纖維素造成破壞，這是我們目前取得的成果之一。

  用傳統工藝來制造中國的傳統紙，日本和韓國做得不錯。我們應該為此感到汗顏。為了趕超，我們覺得僅僅靠模仿別人是不行的。只有究其理義，將其深層的科學問題都搞清楚，才可以舉一反三，這對任何研究工作都很重要。這也是一個成熟的國家和民族對待科學的理性態度。

  記者：從古籍保護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化保護也需要科學的介入，但目前這樣的結合并不多。您認為如何把科學的精神植入到中國傳統文化中？

  楊玉良：在我們古籍保護研究院牽頭成立全國傳統寫印材料協會時，就有人提出要建立藝術材料學。因為書畫、書法等藝術，都與材料有所關聯。特定的藝術表現形式需要特定的材料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原本對藝術材料學不夠重視，現在用的以進口材料居多，如油畫和版畫材料等。我認為，主要就是其中原理不通，缺乏科學精神。

  我們科學院的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委員會提出，不僅要解決“卡脖子”的問題，更要解決“卡腦子”的問題。如果說“卡脖子”的是技術，那么“卡腦子”的就是原理。如何解決“卡腦子”的問題？首先要有探索的自然觀。對一項具體的研究工作而言，一般涉及兩種研究方式：實證和理論。當前，在科學技術領域，我們更多的是以實證研究居多，而缺乏新的科學思想。自然界是有規律的、可認識的，不是僅僅順應自然就可以，要激勵人們努力去探索和發現。二是要有嚴密的邏輯思維。中國自古以來不缺乏想象、聯想和抽象能力。恰如貝弗里奇在《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中所指出的:“想象力是重要的，其不僅引導我們發現新的事實,而且激發我們做出新的努力，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看到有可能發生的結果。但夢想和猜測若無嚴密的推理作為支撐，也只是胡思亂想而已。”因此，想象只是出發。我們缺乏的正是理性精神和演繹邏輯的思維方式。我認為，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嚴密的邏輯思維習慣。或許這就是李約瑟難題的正解。或許，未來的主流思維方法就在于將中國的綜合思維方式與西方嚴密的邏輯思維方式相結合。任何領域都是這樣，不只是對于科學與技術而言。理性的精神和演繹邏輯的思維方式，這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醫治浮躁的良方。

  記者：您為何始終強調數學精神的重要性？

  楊玉良：一個令人焦慮的現象是，現在即使是理工科學生對數學教育的忽視也是如此之普遍，如果不及時注意，將會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巨大障礙。數學是抽象的描述語言，是構建理論的重要工具，但許多人卻對其感到恐懼，這種情緒使得他們與嚴密的科學之間形成隔閡。這種隔閡是一道屏障，使我們無法欣賞到科學真正的內在之美，使得我們缺乏科學鑒賞能力。

  柏拉圖創辦的學院門口有一牌子，寫著“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理性思想來源于歐洲，當時的人們不僅對邏輯推演和論證極其重視，而且把數學作為思考問題的基本方法，認為自然界是數學的，甚至是幾何的。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對藝術發展很有利，但是對數學、對理性思維重視得不夠。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任正非在一次訪談中也談及數學的重要性，“國家若要強盛，數學是基礎。”數學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文化。任何領域，只要研究者想要達到精確、嚴密和系統的理論化境界，并能舉一反三，那么數學精神及相應的辦法是不可或缺的。真正把數學當成一種思維框架，來考慮數學的意義和數學教育，或許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缺陷，彌補數學精神的貧乏。

  記者：中國文化如何能更好走出去？

  楊玉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藝術思想最容易被世界接受，因為古代中國在這方面已明顯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因此，它很容易成為人類共有的文明。我閱讀了許多相關書籍，驚喜地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確實是早熟的。比如說十八世紀，西方人開始感知線條之美，并認為線條比色彩更具審美價值。其實，這在中國古代早就認識到了，中國的藝術更多是線條的藝術，尤其是書法是有復雜形狀的線條，狂草書法是靈動的線條。

  文化是保持不同民族間差別的東西，當然需要維護。文化轉化為文明是有條件的，它要關涉人類的共同價值才能上升為文明，才能縮小各個民族間的差距，才可以被全世界接受。就像科學一樣，科學原本是屬于西方的一種文化屬性，后來因為其是一種客觀真理，轉化為一種現代文明，就被世界接受了。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是簡單地展現，而是要將中國文化中具有人類共同認可的魅力傳輸出去，當文化變成文明，才能被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