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青椒”（青年教師）評職稱如同翻山，且一山更比一山高，以至于評職稱難成了不少高校“青椒”的心中之痛。
為更快翻到山那邊以升職加薪，有人不惜鋌而走險抄起了小道，花錢掛名專著、代發論文等，滋生出種種亂象。這其中究竟有何貓兒膩？折射出哪些評職稱中的痛點？又該如何對癥下藥？
開學后，記者以“青椒”之名去探究了其中的“套路”，并采訪了部分“青椒”、相關專家，試圖尋求解決之道。
掛名專著，代發論文 “評職稱”中的“套路”
記者在某購物網站上搜“專著掛名”，便蹦出約10家相關網店。
點進一家，咨詢客服，“能專著掛名嗎？”
“您是評職稱用嗎？”客服幾乎秒回。
客服告訴記者，來這里咨詢、交易的人“基本上都是評職稱”，代出獨立著作至少需要2.1萬元，合著則一般每人約1萬元，找齊需掛名的作者后便可簽訂合同、付定金、安排出版、支付尾款。
其中，書的內容則由“專業人士”代寫。客服向記者解釋：這是因為有的老師沒時間寫，“有的老師有書稿也沒用，自己聯系不了社里，需要專門的圖書公司去向社里報題……有的書稿質量不行，反而會增加成本。”
另一家網店則直截了當告訴記者，專著的內容由“出版社編輯寫”，而且會根據掛名作者的研究方向去寫書稿，“書中每個作者負責部分章節內容，該部分章節的內容會和您的研究方向一致。”
記者繼續以高校教師的角色向客服咨詢如何出合著，客服則給記者拋出3本專業教材的名稱、出版社信息，供記者選擇，并向記者保證，“能接就肯定能出版”，需先確定書籍名稱、字數、出版社、出版時間等信息，再簽訂合同，付全款一半，安排出版，新聞出版總署查圖書在版編目cip（僅獨著作者或者合著主編可查到），付尾款。其中一主編，10萬字，9500元；二主編，8萬字，8500元；三主編，8萬字，7500元；副主編，3萬字，2000元；參編，只掛名，不參與編撰，1000元……
記者了解到，該網店不僅能掛名出專著，還號稱“可在某大核心期刊代發論文”。刊發的前提則是老師所在單位須是“二本單位及以上，有基金”，代寫代發需1.7萬元，3500元版面費則自理。
該店自稱是“七年老店”，網店頁面顯示，“圖書掛名”這一產品月銷5215筆，“論文發表”月銷11650筆，粉絲1.1萬人。
重科研，輕教學 亂象中的職稱之爭
根據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于去年印發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第十五條，高校教師職稱評審中申報教師一旦被發現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等，按國家和學校相關規定處理。因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等通過評審聘任的教師，撤銷其評審聘任結果。
然而仍有人鋌而走險，這在福建省某公立高校講師高護（化名）看來，不足為奇，“期刊的版面就只有這些，但要發論文的人那么多，不托人找關系很難發出來。所以有些人干脆找人代寫代發也不奇怪了。”
近來，高護為托關系找期刊發論文已花費近萬元，因為要評副教授至少需要3篇一類核心期刊的論文，其中一篇用一本專著抵消。對于高護來說，出專著“不成問題，學校出版社可以給免費出版”，但自己沒時間寫且又不想“隨便寫寫”，而發論文則成了他的一大難題。
“高校青年教師評職稱難確實是個客觀存在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人事處副處長宋乃龍認為，評職稱需要較高的教學科研水平，是個逐步積累的過程。但個別老師為了尋求快速成長做出急功近利的行為，這一方面與高校教師群體競爭壓力大，待遇偏低，生活壓力較大不無關系；另一方面，當前“重科研、輕教學”的評價導向，甚至是“重量不重質”的評價機制，使青年教師疲于學術產出，也刺激了個別青年教師為了完成評職稱的科研量化指標，而做出一些學術不端行為。
“職稱的評定主要有兩大硬性標準：一是教師的資歷；二是達到一定教學標準和科研的標準，其中科研的標準相對比較容易量化，比如論文、獲獎情況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大學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張政文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多年來沒徹底解決的問題，比如重科研，輕教學。
究其原因，張政文認為，其核心的問題在于教學成果轉化周期長，且教學成果不容易量化，在學生、同事評價老師時也出現一些問題。比如這位老師比較嚴厲，其實這未嘗不是件好事，但同學就給老師打低分。
但也有“青椒”向記者“吐槽”，很難有完整時間進行科研。“上課、培訓、各種會議等常占據了教師大半時間，利用零碎時間進行‘見縫插針’式的科研，反而成了很多人的常態，但科研若沒有完整的時間和長時間的積累，也很難出精品”。
此外，在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大學副校長宋寶安看來，目前很多青年教師感覺評職稱難，也與高校崗位設置有關，“這么多年來，我們的人才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之前我們大量評職稱，現在很多高校的崗位已經滿了，所以只能退一個補一個，青年教師就更難一些。”
多元化，精細化 高校教師評價體系需完善
針對因“評職稱”而催生的亂象，宋乃龍認為，應內外兼治。
“‘掛名專著’‘代發論文’等現象說明相關部門監管存在漏洞，特別是代發論文網站已成代發論文信息的主要集散地，查處起來非常困難。而且也沒有操作性強的對此現象進行規制的文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三不管地帶。”宋乃龍建議，盡快通過監管操作性強的立法或其他規范性文件，構建新聞出版、公安、工商、市場監管等部門聯合執法機制，懲處提供違法行為的企業，切斷利益鏈條。
此外，宋乃龍認為，要大力提高青年教師地位待遇，為青年教師發展解決后顧之憂，同時加強教師師德師風建設，對于師德師風違規行為，堅決實施師德一票否決制。更重要的，則是“完善考核評價機制，構建符合教師發展規律的公平、公正、公開的教師發展環境”。
“不能再唯論文論。”宋寶安態度堅決地說。他認為，高校老師往往擔任著教學與科研的雙重任務，那么對于高校教師評價就要多元化，將老師分為教學型、科研型等不同類別，對于教學型老師則主要將上課效果、精品課程、教學教改、學生滿意度等作為評價指標。
對于這一點，張政文也有所思考。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還要對不同崗位的老師進行更細致的劃分，結合老師的具體崗位、定位來進行分類評價衡量，并在教學能力和科研要求等方面作出明確的區分，“不同崗位的老師情況不一樣，如教專業課程的老師要比公共課的老師作出科研成果的幾率大，教物理學的老師則要比激光專業的老師更難產出論文。”
在宋乃龍看來，還應結合教師職業生涯發展階段，實施精細化分類支持，對于新入校教師、從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或前沿研究的教師以及教學經驗豐富、但科研創新能力處于下降期的老教師，進行分類考核評價，比如在其學校中就實行，面向新入校教師實施預聘制，面向青年教師實施破格晉升不限指標制度，學術質量高、數量欠缺的教師允許通過更為嚴格的代表作評價標準進入聘任程序等。
宋寶安認為，目前高校也在不斷調整，隨著高校自主權的空間擴大，學校也將在崗位評聘、績效考核、教學管理上有更多的自主權，“我們以后可能會根據學校的需求考慮增加崗位，向教師打開更多晉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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