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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日前落下帷幕，不少參賽項目引起了行業企業、創投風投機構的興趣，可能會在將來得到廣泛應用。

  作為人才和科研的高地，服務社會是大學的重要功能之一。大學如何真正走出“象牙塔”，與社會實現全方位對接？這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須交出的答卷。

  一問前提條件

  ● 大學辦學定位是否明確清晰？

  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學校，在專業設置、人才培養上竟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本以上的大學，不少是研究型高校；二本、三本院校盲目效仿，一窩蜂往綜合性大學這條路上擠；應用型高校缺乏發展空間，高水平應用人才嚴重短缺……求大求全、定位不準、缺乏特色、千校一面，是高校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社會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大學要更好地服務社會，就必須改變同質化趨勢。在這方面，國外經驗值得借鑒。比如美國的一流高校特色鮮明、風格迥異，既有研究型大學，也有應用型大學，還有如紐約時裝學院、美國烹飪學院等專門學院，都培養出了大批人才。

  在當前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建設中，引導高校明確自身定位，分清層次類型，辦出特色水平，服務經濟社會至關重要。怎樣推動具備條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怎樣建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應用型地方高校；怎樣建立健全高校分類指導、分類撥款、分類評估制度……都是推動高校合理定位、特色發展需要思考的問題。

  ● 大學培養的人才是否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高校服務社會，最根本的是人才培養。但我們現在培養的人，往往存在著“高不成、低不就”的問題。從“高”的方面看，當今大學生對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關注不夠，對科學技術創新有些乏力，對社會發展變革缺乏深刻認識。從“低”的方面看，部分學生眼高手低，實踐技能低，工作能力差，小事也做不好。如何通過教育引導學生向應用型發展，達到服務社會的目的，是高等教育需要應對的挑戰。

  “如果通過大學教育，能夠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激發創新意識、造就創業本領，能夠激勵和引導學生更好地認識自己、發展自己，那么未來他們必能成為有批判性思維和腳踏實地解決問題的建設者。”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校長鄭曉靜說。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要走的路還很長：比如推動教學內容、方法的改革，注重實踐，加強高校與產業、行業、企業深度合作；優化人才培養類型，提高應用型、技術型人才的培養比重；優化學科專業結構，服務戰略新興產業、重大民生急需等。

  二問科研轉化

  ● 科研成果與社會需求為何容易“兩張皮”？

  一邊是大量科技成果“睡大覺”，一邊是渴望新技術的企業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如此情形，并不罕見，正折射出當前科技成果與社會需求“兩張皮”的脫節現象。

  高校科研成果只有在生產中實現了轉化，才能真正發揮出創新引領的作用，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但事實上，很多高校科研在立項時就出現很多問題，比如選題不夠“接地氣”、市場定位不明確、考核指標不清晰等，導致項目成果大多停留在紙面上，自然也產生不了經濟和社會效益。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指出，高校科研應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具體說來，就是要求高校加大應用技術研究，要把科研重點放在關乎國家發展戰略、關乎人民切身利益、關乎經濟社會發展的項目上來。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認為，要實現科研成果和社會需求的對接，關鍵要走好兩步：第一步是應用型研究要注重選題的貼近需求；第二步是技術研發出來后，要與產業進行深度的合作研發。

  ● 怎樣破解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難題？

  “從樣本到展品，最后成為廢品”，對于高校科研成果，這樣的說法或許略顯夸張，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高校科研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脫節的困境。目前，我國高校在論文數量、專利數量方面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科技成果轉化率這一指標卻一直處在較低水平。數據顯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30%，而先進國家這一指標在60%至70%左右。

  解決科研成果轉化中的“腸梗阻”，關鍵在于調整“指揮棒”。長期以來，高校的考核評價體系往往“以論文論英雄”，重課題、重論文，輕應用、輕轉化。在這樣的導向下，許多科研人員傾向于選擇容易發論文的課題，而并不在意立項能否實現后期轉化。加之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自然更是沒人愿意用心于此。所以，調整科研評價標準，激發高校科研人員創新活力，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國家打出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組合拳”：去年，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正式實施；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印發實施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若干規定，國辦印發《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在下放科技成果轉化處置權、科技成果收益留歸科研單位、大幅提高科研人員的獎勵比例等措施下，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障礙正在逐步破除。

  三問智庫建設

  ● 如何擰干智庫發展中的“水分”？

  隨著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推進計劃的逐步實施，高校智庫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新時代：創辦《高校智庫專刊》和“中國大學智庫論壇”、設立首批42個國別和區域的研究培育基地、累計提交咨詢報告4萬余篇……然而，在喜人的形勢之下，高校智庫也存在著一些“水分”，真正有分量、有影響的智庫還很少。

  “看到中央對于智庫發展建設的重視之后，似乎在一夜之間，涌現出了眾多的智庫。一些智庫評估機構也紛紛興起，在還沒搞清楚智庫的戰略定位、運行模式、治理結構的前提下就開始盲目排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高校智庫與一般性大學之間是有區別的，“如果圖一時熱鬧，混淆了基礎研究和政策對策研究之間的區別，把所有高校都變成智庫，那將是智庫建設的悲劇。”

  專家們認為，在智庫建設中，百花齊放固然好，但朵朵鮮花還需有特色。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智庫應當有明確的自身定位，警惕亂貼標簽、一哄而上、只做表面文章的現象。只有站在國家發展的全局，潛心研究國家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核心和瓶頸問題，高校智庫才能發揮自身優勢，為政府提供專業客觀、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議。

  ● 如何實現“廟堂”與“江湖”之間的有效對接？

  學者們指出，作為國家“智囊團”，高校智庫要想真正為改革和發展凝聚力量，提供高質量的咨政服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難的一環，就是如何將“智力”優勢轉化為“治理”效果，實現“廟堂”與“江湖”之間的有效對接。要實現這樣的對接，首先要厘清高校智庫的特點。一方面，智庫研究不同于純學術，不能一味依賴邏輯思辨，糾纏理論學理，而是要“接地氣”，牢牢把握中國國情和改革發展的具體實踐；另一方面，智庫研究不同于商業化項目，必須站在服務國家決策的高度想國家之所想，絕不能成為個別利益集團代言人。

  要讓政府對高校智庫“信得過、用得上、想得起、離不開”，關鍵是要堅持問題導向。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創始人王榮華認為，智庫研究的問題必須是“真問題”，是黨和政府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是人民群眾關心的重點難點問題。而這種“真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靠的是沉下身子、實踐調研，然后進行系統性的思考，最后才能提出具戰略性、宏觀性與前瞻性的決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