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貧富差距”巨大 清華年支出超百億
2015-08-20 來源：中國聚合物網
今年8月，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教育部部屬高校陸續公布了2014年度經費的預決算情況。某國內網站針對這些數字進行了一個排行，發現高校的貧富分化“有點大”——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年度經費超百億元，遙遙領先于其他高校；在年度收入上，四校均超過了80億元，而其他高校大部分在50億元以下，甚至有過半高校年度收入不超過20億元；而在支出方面，四校均超過70億元，清華甚至超過百億元，其他大部分高校的年度支出依然在20億元以下。
當他們將這一分析文章公布后，立刻引起了公眾的普遍關注。各大網站紛紛轉載，公眾的關注程度甚至讓文章發布者自己都有些吃驚。于是，在與記者的交談中，他說出了本文開頭的那句話。
事實上，在高等教育領域，高校收入、支出差距大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但似乎每次出現類似新聞，公眾的關注熱度都不低。公眾到底在關注什么？如果我們假設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公眾還會如此關注嗎？
猜想一 如果去年年底公布
此次公眾對于部屬高校“貧富差距”的關注，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在去年年底，一則“教育部要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傳言所引起的公眾對兩大工程高校和非兩大工程高校科研經費差距巨大的關注。
一個是“重點”和“非重點”之間的經費鴻溝，一個是部屬高校內部到“貧富差距”，如果我們將新近發生的這一事件“前移”至去年年底，公眾就會發現，原來“收入鴻溝”與是否“重點”關系不大。
事實上，近年來，對于高校間“貧富差距”過大的呼聲屢有出現，尤其是每年全國兩會的時候，總會有類似的聲音從媒體中傳出。但有意思的是，對于這種聲音，很多“圈內人”其實并不是很贊同。
浙江科技學院院長葉高翔既是一所地方高校的掌門人，也曾擔任過“985工程”高校的校領導，這樣的經歷讓他對這一問題很有感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直言，不同高校間的“貧富”不可能一樣，因為“學校的目標不同、百姓的期望不同，產出的貢獻也不同。”
“我們無法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高校其實是不一樣的，不同高校承擔的任務和使命不同，獲取資源的能力也不同。從國家的角度看，集中資金辦好幾所最有希望的大學，這是合理的發展戰略。”葉高翔說。
其實早在去年年底，媒體熱炒兩大工程高校和非兩大工程高校科研經費差別時，就有學者曾指出，“兩大工程高校”拿到更多的科研經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他們承擔著國內高校大部分的科研工作，一味地強調收入不均，其實并不利于高校整體的科研工作。
“其實什么叫‘富’，什么叫‘貧’，從單純的預決算數字上是看不出來的。”采訪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學校財務管理研究所所長袁連生表示，從經費角度看，學校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生均經費方面。“如果兩所學校專業相同、學生質量和科研產出相當，但兩者的生均經費差距很大，那么我們可以說這兩所學校的貧富差距是有問題的。否則，兩所學校是難以比較的。”
“我們難道可以把清華和一所職業院校放在一起比較嗎？”袁連生說。從專家的角度看，似乎公眾對于所謂高校“貧富差距”的質疑并沒有理論依據，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高校收入的貧富不均似乎是大家普遍認定的一個事實，難道只是公眾錯了？
猜想二 如果計算“高校績效”
在高等教育領域，“高投入”是不是就一定代表著“高產出”？
對于這一問題，至少北京某教育研究機構研究員曉陶（化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些中東產油國家的大學。這些大學每年投入巨大，但在各個世界大學質量排名中，都不見它們的影子。”他說。
因此，評判一所高校的“窮富”，也就有了一個比單純看投入、支出資金數更加合理的方式，那就是它的投入產出比，也就是“績效”。
“很多人都在抱怨政府給予北大、清華的投入過多，但一些投入相對不大的高校，其資金的投入產出比可能還不及北大、清華，那么究竟是誰浪費了錢呢？”曉陶說。
早在2009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就發布了一份《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報告對教育部直屬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示：近半數高校3年間呈現出“高投入低產出”的特點，僅有29所高校呈現出“產出大于投入”的較高效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從公布之日起就一直爭議不斷，很多人都對其科學性表示了懷疑，而這其實也是通過所謂“績效”來評價高校的困難之處。
“如果從一個大的范疇來看，我們當然可以對一所學校，乃至整個高等教育的‘績效’作出一個感性的評價，比如一般人都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績效’不高，因為幾十年來高等教育沒有培養出杰出人才，沒有產生重大的原創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以客觀指標對某一學校作具體評判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難以找到適當的指標來進行衡量，因為高校不比企業，是不能完全以貨幣尺度來衡量績效的。”袁連生說。
事實上，目前在教育領域中，對所謂“績效”也的確沒有一個公認的指標，其原因也十分簡單——教育是長效機制，有些現在的投入甚至要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效果，而且其產出很多是不能用貨幣來衡量的。
“其實在某些領域，我們是可以通過計算投入產出來衡量高校資金的使用情況的，比如某些科研領域，但如果從整體上看，如何制定標準的確是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采訪中，某高校教師如是說。
猜想三 如果撥款制度更加透明
公眾對于高校間“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國家層面上投入不均的不滿。通俗一點說，就是“為什么有的高校給的多，有的高校給的少？”
在這個問題上，有關部門似乎的確應該作出解釋。
早在去年年底，當公眾熱議“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存廢問題時，曉陶就曾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國高校的撥款體制依然是政府主導的計劃撥款體制，它能夠為中國高校發展提供一塊墊腳石，卻不能保證在中國產生世界一流高校。從加快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看，財政經費使用需要公開透明，高校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獲得財政經費也屬必要，廣泛的社會參與和監督更必不可少，完全依靠行政手段、長官意志，封閉運行，難免有尋租空間，加劇分化和不公。
對此，葉高翔也表示，除了一些特殊領域和需求之外，國家應該制定更透明的財政撥款制度；政府一般性投入應該有規則，比實效，促競爭。“不僅要讓大家知道‘985工程’‘211工程’投入是多少，更要讓大家理解如此投入的原因，把原因說清楚，大家就不會有非議了。”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袁連生。
“政府對學校的撥款應該是透明的，尤其是與學生人數有關的項目，應該有一個生均撥款的公式，且這個公式應是公開的，但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做到。”他說，科研項目和其他項目就更不透明，“不管是一般的運行經費的投入，還是項目經費的投入都不透明，這方面業界的詬病很大。”
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曾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建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公共查詢系統，允許高等學校和社會各界自由查詢財政撥款的分配結果、使用進度、使用結果等。國家也應綜合考慮學校規模、層次、地域、專業、學科、績效等因素，研究制定具體的撥款公式。基本支出預算的計算實行統一公式，項目支出預算的分配體現競爭性，均在同一層面上公開進行。
可以想見，如果羅和安的意見可以實施，公眾對于“為什么有的高校給的多，有的高校給的少”的疑問也許就能得到回答。但問題是，這樣的意見何時會實施呢？
猜想四 如果是在國外
在收入支出方面，國內高校與國外高校有何區別？
以武漢大學公布的《2014年度部門決算公開信息》為例。在此份信息中，武漢大學2014年獲得財政撥款收入25.8億元，占該校當年總收入的49.8%；而獲得的捐贈收入4069萬元，占總收入的不到1%。
對比國外，美國教育援助委員會在2014年統計了前一年度美國獲得社會捐贈最多的前10所高校。其中，斯坦福大學獲得社會捐贈達9.32億美元。而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2011年的數據，美國私立高校的教育總經費達1687億美元，其中近30%的經費都要依靠社會捐款。
假設一下：如果清華等四校獲得的超百億元的年度經費中，有相當部分是校友和社會組織捐贈所得，公眾的質疑還會如此之大嗎？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國內高校在資金獲得渠道方面，依然十分單一，主要的手段無外乎財政性教育投入和學費收入，而包括捐贈在內的其他手段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不可否認，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捐贈制度要比我國成熟得多，而且國內大部分高校目前的校友及社會資源積累也不及國外豐富，社會共識及國情也不同。這就必然導致國內高校想要達到國外高校如此高比例的捐贈收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肯定是一條值得我們嘗試的路子。”葉高翔說。
最近一段時期，曉陶正在從事一項關于抗戰時期教育狀況的研究項目。在研究中，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抗戰期間，得到政府經費投入最多的大學是國立中央大學，其經費相當于組建西南聯大的三所學校的總和。在教授總數和學生數量等各方面，中央大學也要強于國內各高校。但如今，中央大學在歷史上的影響力要遠低于獲得投入不及它的西南聯大，這是為何？
“我覺得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學與行政權力的遠近，大學離行政權力越近，對其發展就越不利。因此，離行政權力更遠的西南聯大反而有了發展空間。”他說。
過多地依靠政府投入，高校自然和行政權力難以保持足夠的距離。如果高校可以通過多渠道籌資，取得更加獨立的地位，是否也會出現第二所“西南聯大”呢？
不患寡而患不“均”
就在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在全國兩會上提出建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公共查詢系統的2012年，中國的教育投入終于達到了GDP的4%。而3年后的今天，新實行的《預算法》已經正式刪除了以前預算審查和執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規定，其中包括不再提教育財政性投入要占GDP的4%“慣例”。對此，有人擔憂取消“法定支出”紅線后，教育支出占比會降低。
中國教育會“差錢”嗎？
就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門證實，去年全國有1000億元教育預算其實是沒有花完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教育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么“差錢”，而之所以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教育投入始終不足，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因素，那就是國內教育財政投入的不合理。
雖然在采訪中，教育學者并不認同公眾眼中的“貧富差距”，但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我們的大量教育投入并沒有用在刀刃上。至于證據，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歷年爆出的高校形象工程，以及資金被挪用擠占的事例。
事實上，這也是公眾對于高校所謂“貧富差距”問題如此敏感的深層次原因——我不信任你！
那么，相關方該如何贏回這種信任呢？
《論語·季氏》中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講的是治國之道，但用在目前的教育投入上其實也是合適的。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每年的教育經費其實是處在一個上漲趨勢中。因此，過分強調所謂4%的固定比例其實意義不大，反倒是當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定數量的教育投入后，如何將其合理地分配要更加重要一些。在此背景下，“均”的概念就顯出其價值來了。
當然，這里的“均”并不是搞“平均主義”，將所有教育財政經費均分，而是將經費放置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在統一的制度保證下作合理的分配，高校結合自身實力和在國家教育大格局下的地位，作平等競爭，至于最終獲得多少，有憑有據。而如果真的如此的話，各校間所謂的“貧富差距”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但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首先，正如采訪中專家所言，政府的財政投入政策必須透明，同時，整體撥款方式也不能再以行政為主導，畢竟“一家之言”難以客觀公正地衡量整個教育系統的資金需求情況，而建立一套多方參與的撥款協商制度也許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總之，這份或許不應該被如此“重視”的榜單提醒著人們，與其關注我們有多少錢，不如多關注一下，我們該如何分配這筆錢。
教育部直屬高校2014年預算（單位：億元）
排名 大學名稱 年度決算數 年度收入合計 年度支出合計
1 清華大學 175.60 123.57 115.97
2 浙江大學 156.42 109.08 70.93
3 北京大學 128.53 85.76 85.93
4 上海交通大學 118.94 80.66 72.32
5 復旦大學 77.06 45.75 44.44
6 武漢大學 68.34 51.91 44.59
7 吉林大學 68.19 51.86 42.99
8 華中科技大學 68.14 51.23 45.62
9 中山大學 66.86 53.86 40.36
10 四川大學 65.76 48.87 38.68
當他們將這一分析文章公布后，立刻引起了公眾的普遍關注。各大網站紛紛轉載，公眾的關注程度甚至讓文章發布者自己都有些吃驚。于是，在與記者的交談中，他說出了本文開頭的那句話。
事實上，在高等教育領域，高校收入、支出差距大并不是一個新話題，但似乎每次出現類似新聞，公眾的關注熱度都不低。公眾到底在關注什么？如果我們假設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公眾還會如此關注嗎？
猜想一 如果去年年底公布
此次公眾對于部屬高校“貧富差距”的關注，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在去年年底，一則“教育部要取消‘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傳言所引起的公眾對兩大工程高校和非兩大工程高校科研經費差距巨大的關注。
一個是“重點”和“非重點”之間的經費鴻溝，一個是部屬高校內部到“貧富差距”，如果我們將新近發生的這一事件“前移”至去年年底，公眾就會發現，原來“收入鴻溝”與是否“重點”關系不大。
事實上，近年來，對于高校間“貧富差距”過大的呼聲屢有出現，尤其是每年全國兩會的時候，總會有類似的聲音從媒體中傳出。但有意思的是，對于這種聲音，很多“圈內人”其實并不是很贊同。
浙江科技學院院長葉高翔既是一所地方高校的掌門人，也曾擔任過“985工程”高校的校領導，這樣的經歷讓他對這一問題很有感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直言，不同高校間的“貧富”不可能一樣，因為“學校的目標不同、百姓的期望不同，產出的貢獻也不同。”
“我們無法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高校其實是不一樣的，不同高校承擔的任務和使命不同，獲取資源的能力也不同。從國家的角度看，集中資金辦好幾所最有希望的大學，這是合理的發展戰略。”葉高翔說。
其實早在去年年底，媒體熱炒兩大工程高校和非兩大工程高校科研經費差別時，就有學者曾指出，“兩大工程高校”拿到更多的科研經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為他們承擔著國內高校大部分的科研工作，一味地強調收入不均，其實并不利于高校整體的科研工作。
“其實什么叫‘富’，什么叫‘貧’，從單純的預決算數字上是看不出來的。”采訪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學校財務管理研究所所長袁連生表示，從經費角度看，學校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生均經費方面。“如果兩所學校專業相同、學生質量和科研產出相當，但兩者的生均經費差距很大，那么我們可以說這兩所學校的貧富差距是有問題的。否則，兩所學校是難以比較的。”
“我們難道可以把清華和一所職業院校放在一起比較嗎？”袁連生說。從專家的角度看，似乎公眾對于所謂高校“貧富差距”的質疑并沒有理論依據，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高校收入的貧富不均似乎是大家普遍認定的一個事實，難道只是公眾錯了？
猜想二 如果計算“高校績效”
在高等教育領域，“高投入”是不是就一定代表著“高產出”？
對于這一問題，至少北京某教育研究機構研究員曉陶（化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些中東產油國家的大學。這些大學每年投入巨大，但在各個世界大學質量排名中，都不見它們的影子。”他說。
因此，評判一所高校的“窮富”，也就有了一個比單純看投入、支出資金數更加合理的方式，那就是它的投入產出比，也就是“績效”。
“很多人都在抱怨政府給予北大、清華的投入過多，但一些投入相對不大的高校，其資金的投入產出比可能還不及北大、清華，那么究竟是誰浪費了錢呢？”曉陶說。
早在2009年，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就發布了一份《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報告對教育部直屬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示：近半數高校3年間呈現出“高投入低產出”的特點，僅有29所高校呈現出“產出大于投入”的較高效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從公布之日起就一直爭議不斷，很多人都對其科學性表示了懷疑，而這其實也是通過所謂“績效”來評價高校的困難之處。
“如果從一個大的范疇來看，我們當然可以對一所學校，乃至整個高等教育的‘績效’作出一個感性的評價，比如一般人都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績效’不高，因為幾十年來高等教育沒有培養出杰出人才，沒有產生重大的原創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以客觀指標對某一學校作具體評判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難以找到適當的指標來進行衡量，因為高校不比企業，是不能完全以貨幣尺度來衡量績效的。”袁連生說。
事實上，目前在教育領域中，對所謂“績效”也的確沒有一個公認的指標，其原因也十分簡單——教育是長效機制，有些現在的投入甚至要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效果，而且其產出很多是不能用貨幣來衡量的。
“其實在某些領域，我們是可以通過計算投入產出來衡量高校資金的使用情況的，比如某些科研領域，但如果從整體上看，如何制定標準的確是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采訪中，某高校教師如是說。
猜想三 如果撥款制度更加透明
公眾對于高校間“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國家層面上投入不均的不滿。通俗一點說，就是“為什么有的高校給的多，有的高校給的少？”
在這個問題上，有關部門似乎的確應該作出解釋。
早在去年年底，當公眾熱議“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存廢問題時，曉陶就曾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國高校的撥款體制依然是政府主導的計劃撥款體制，它能夠為中國高校發展提供一塊墊腳石，卻不能保證在中國產生世界一流高校。從加快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看，財政經費使用需要公開透明，高校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獲得財政經費也屬必要，廣泛的社會參與和監督更必不可少，完全依靠行政手段、長官意志，封閉運行，難免有尋租空間，加劇分化和不公。
對此，葉高翔也表示，除了一些特殊領域和需求之外，國家應該制定更透明的財政撥款制度；政府一般性投入應該有規則，比實效，促競爭。“不僅要讓大家知道‘985工程’‘211工程’投入是多少，更要讓大家理解如此投入的原因，把原因說清楚，大家就不會有非議了。”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袁連生。
“政府對學校的撥款應該是透明的，尤其是與學生人數有關的項目，應該有一個生均撥款的公式，且這個公式應是公開的，但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做到。”他說，科研項目和其他項目就更不透明，“不管是一般的運行經費的投入，還是項目經費的投入都不透明，這方面業界的詬病很大。”
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曾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建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的公共查詢系統，允許高等學校和社會各界自由查詢財政撥款的分配結果、使用進度、使用結果等。國家也應綜合考慮學校規模、層次、地域、專業、學科、績效等因素，研究制定具體的撥款公式。基本支出預算的計算實行統一公式，項目支出預算的分配體現競爭性，均在同一層面上公開進行。
可以想見，如果羅和安的意見可以實施，公眾對于“為什么有的高校給的多，有的高校給的少”的疑問也許就能得到回答。但問題是，這樣的意見何時會實施呢？
猜想四 如果是在國外
在收入支出方面，國內高校與國外高校有何區別？
以武漢大學公布的《2014年度部門決算公開信息》為例。在此份信息中，武漢大學2014年獲得財政撥款收入25.8億元，占該校當年總收入的49.8%；而獲得的捐贈收入4069萬元，占總收入的不到1%。
對比國外，美國教育援助委員會在2014年統計了前一年度美國獲得社會捐贈最多的前10所高校。其中，斯坦福大學獲得社會捐贈達9.32億美元。而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2011年的數據，美國私立高校的教育總經費達1687億美元，其中近30%的經費都要依靠社會捐款。
假設一下：如果清華等四校獲得的超百億元的年度經費中，有相當部分是校友和社會組織捐贈所得，公眾的質疑還會如此之大嗎？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國內高校在資金獲得渠道方面，依然十分單一，主要的手段無外乎財政性教育投入和學費收入，而包括捐贈在內的其他手段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不可否認，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捐贈制度要比我國成熟得多，而且國內大部分高校目前的校友及社會資源積累也不及國外豐富，社會共識及國情也不同。這就必然導致國內高校想要達到國外高校如此高比例的捐贈收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肯定是一條值得我們嘗試的路子。”葉高翔說。
最近一段時期，曉陶正在從事一項關于抗戰時期教育狀況的研究項目。在研究中，他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抗戰期間，得到政府經費投入最多的大學是國立中央大學，其經費相當于組建西南聯大的三所學校的總和。在教授總數和學生數量等各方面，中央大學也要強于國內各高校。但如今，中央大學在歷史上的影響力要遠低于獲得投入不及它的西南聯大，這是為何？
“我覺得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學與行政權力的遠近，大學離行政權力越近，對其發展就越不利。因此，離行政權力更遠的西南聯大反而有了發展空間。”他說。
過多地依靠政府投入，高校自然和行政權力難以保持足夠的距離。如果高校可以通過多渠道籌資，取得更加獨立的地位，是否也會出現第二所“西南聯大”呢？
不患寡而患不“均”
就在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在全國兩會上提出建立高等教育財政撥款公共查詢系統的2012年，中國的教育投入終于達到了GDP的4%。而3年后的今天，新實行的《預算法》已經正式刪除了以前預算審查和執行中涉及法定支出的規定，其中包括不再提教育財政性投入要占GDP的4%“慣例”。對此，有人擔憂取消“法定支出”紅線后，教育支出占比會降低。
中國教育會“差錢”嗎？
就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門證實，去年全國有1000億元教育預算其實是沒有花完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教育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么“差錢”，而之所以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教育投入始終不足，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因素，那就是國內教育財政投入的不合理。
雖然在采訪中，教育學者并不認同公眾眼中的“貧富差距”，但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我們的大量教育投入并沒有用在刀刃上。至于證據，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歷年爆出的高校形象工程，以及資金被挪用擠占的事例。
事實上，這也是公眾對于高校所謂“貧富差距”問題如此敏感的深層次原因——我不信任你！
那么，相關方該如何贏回這種信任呢？
《論語·季氏》中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句話講的是治國之道，但用在目前的教育投入上其實也是合適的。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每年的教育經費其實是處在一個上漲趨勢中。因此，過分強調所謂4%的固定比例其實意義不大，反倒是當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定數量的教育投入后，如何將其合理地分配要更加重要一些。在此背景下，“均”的概念就顯出其價值來了。
當然，這里的“均”并不是搞“平均主義”，將所有教育財政經費均分，而是將經費放置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在統一的制度保證下作合理的分配，高校結合自身實力和在國家教育大格局下的地位，作平等競爭，至于最終獲得多少，有憑有據。而如果真的如此的話，各校間所謂的“貧富差距”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但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首先，正如采訪中專家所言，政府的財政投入政策必須透明，同時，整體撥款方式也不能再以行政為主導，畢竟“一家之言”難以客觀公正地衡量整個教育系統的資金需求情況，而建立一套多方參與的撥款協商制度也許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總之，這份或許不應該被如此“重視”的榜單提醒著人們，與其關注我們有多少錢，不如多關注一下，我們該如何分配這筆錢。
教育部直屬高校2014年預算（單位：億元）
排名 大學名稱 年度決算數 年度收入合計 年度支出合計
1 清華大學 175.60 123.57 115.97
2 浙江大學 156.42 109.08 70.93
3 北京大學 128.53 85.76 85.93
4 上海交通大學 118.94 80.66 72.32
5 復旦大學 77.06 45.75 44.44
6 武漢大學 68.34 51.91 44.59
7 吉林大學 68.19 51.86 42.99
8 華中科技大學 68.14 51.23 45.62
9 中山大學 66.86 53.86 40.36
10 四川大學 65.76 48.87 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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