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途”之惑：誰來供養博士后
要安心科研，首先要實現的基礎保障就是衣食無憂。這就涉及到一個誰都繞不過去的字眼——錢。
目前，國內招收博士后主要有國家資助招收和自籌經費招收兩種，這兩種模式占據了中國博士后招收類型的85%。其中國家資助標準每人兩年10萬元人民幣，至于自籌經費模式，一般而言是單位根據研究工作需要靈活掌握。
一年5萬元人民幣，這筆錢對于大多到了成家立業年齡的博士后們來說，夠花嗎？
張珂去年博士后出站，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名教師。在讀博士后時，她就已經成家。因為有兩個人的收入，所以對她而言并不存在“夠不夠花”的問題。然而，她的一個同事就沒那么幸運了。
“當時，我們站里還有一個博士后。他還是個單身，也沒有房子，但在學校周邊租房又實在太貴。最終，他只能借住在學生宿舍里。”張珂說。
事實上，在人們談論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時，所謂的“高福利”早已成為過眼云煙，而“待遇太低”也幾乎是每次都會被首先提到的問題。就在今年的兩會上，鐘章隊就建議將博士后基金特別資助的經費提高到國家自然基金青年金項目的水平，或者設立博士后研究和創新的專項基金。
與鐘章隊有類似想法的還有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在議案中，他也提到要設立國家博士后基金，并成立獨立的國家博士后基金委員會，國家博士后基金管理可以借鑒德國“洪堡獎學金”。
如此提升博士后待遇，究竟需要花國家多少錢呢？
采訪中，長期研究軌道交通的鐘章隊結合自己的專業，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
“目前，一公里地鐵按最普通的造價計算，需要5億~7億元人民幣。據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的統計，2013年全國博士后進站人數約為1.3萬余人。如果按每人每年5萬元資助標準計算，這筆錢僅僅達到一公里地鐵的造價。然而，這1萬余人創造的科研價值豈是一公里地鐵所能衡量的？”
要知道，在2014年，僅僅作為地級市的江蘇省南通市，其獲批建設的地鐵總里程就將近60公里，總投資近400億元。
“如果說之前我們的財力還達不到的話，現在我們已經有充足的財力提升博士后待遇了。”鐘章隊說。
身份之惑：我們究竟是誰
30年前，當“龔克”們進入大學博士后工作站時，“沒有教學任務，可以專心從事研究”也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原因。而如今，很多博士后似乎連這點福利也沒有了。
在網絡搜索引擎輸入“博士后、教學任務”的關鍵詞，可以搜出很多博士后招聘啟事，其中大部分啟事都會規定博士后具有一定的教學任務。這中間，有些招聘的是“師資博士后”，但也有部分招聘的就是一般的科研博士后。
給學生上課，也就意味著博士后身上已經有了些“老師”的味道，但他們真的算是“老師”嗎？
“在國外，博士后一般被看成科研人員。但在國內，我們現在不知道應該把他們看成什么。”顧英權是張珂的博士后合作導師。采訪中，他坦言對博士后的管理有“很大問題”。“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他們。因為他們既不是老師，也不能當成純粹的研究人員。所以，我們教師開會的時候不能叫他們參加，組織一些活動時也不知道是不是該讓他們參加。”
顧英權的話語背后，其實反映的是目前博士后群體自身定位的模糊。
在今年的兩會上，北京大學原校長周其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博士后是一段研究工作經歷，但不是正式職業，把博士后當成一種學位的看法“很荒唐”。應該說，除了周其鳳外，很多學者在公開媒體上都在強調博士后不是一種學歷或學位，但在公眾層面，將這兩者畫等號者并不在少數。究其原因，一些制度性的問題不能不提。
“目前，我國的博士后培養要國家批準設站，相關部門限定規模。對于進站的博士后，國家要給予特定待遇，最后還要頒發證書，這一套程序就給人一種錯覺，那就是博士后依然是一種學位。”采訪中，龔克這樣表示。
于是，博士后就在這種“學生”“老師”和“科研人員”的理念夾縫中，漸漸模糊了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國家給予博士后的“特定待遇”中，解決戶口和子女就業是重要內容。而正是這種“隱性福利”，給某些人提供了一些可鉆的空子。李亮曾發現，一些京外企業的高管就是沖著這些福利來做博士后的。這些高管私下聯系京內高校的教授，許諾一定好處（如實驗室項目、資助等），要求其招收自己成為博士后，從而“曲線解決”子女在京上學的問題。“只要他的博士后能夠延期兩年，子女就能在北京高考了。”
事實上，對于這種“隱性福利”所帶來的弊端，很多學者已經有所察覺。然而，如果取消這些福利，則又會降低本已不高的博士后吸引力。對于這對矛盾，顧英權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這其實是現行制度帶來的一種弊端，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博士后的身份定位。我們要將其明晰起來，就應該在提升博士后正常待遇的基礎上，取消隱形福利，讓博士后的精力回到原本吸引他的地方。”顧英權說。
管理之惑：誰該管理博士后
今年兩會上，真正將周其鳳和博士后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他對博士后定位的糾正，而是他的另外一席話：“目前我國設立博士后是由人事部門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而這個機構存在，就意味著存在編制，有經費，有權決定誰可以設博士后流動站，誰可以招收博士后，博士后要給什么待遇等。”他建議取消掉博士后管理機構，由科研機構、大學、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在國內外招有博士學位的人。
此番話一出，隨即引起公眾普遍關注。而對于建議本身，則是一片叫好之聲。
事實上，在今年兩會的議案中，周其林給出的博士后改進意見的第一條就是“撤銷全國博士后管委會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動站。國家不再統一頒發‘博士后證書’，不再評定成果、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
“如果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話，那么在人力資源配置中，市場也要起決定作用。”采訪中龔克如是說。
然而，如果將博士后管理機構取消，將權力下放給企事業單位和大學，是否會出現“一放就亂”“魚龍混雜”的情況呢？對此，顧英權有自己的理解。
“這種情況當然可能發生，但我們也要相信市場自身的調配力量。”顧英權說，而且當下社會已經越來越重視品牌力量，在此背景下，一個博士后流動站能否生存的決定因素，還在于流動站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內部環境。因此，暫時的“魚龍混雜”也許會有，但最終會有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
據了解，中國是世界范圍內最早由政府重視博士后制度并支持其發展的國家，這種重視和支持也使得國內的博士后制度在短期內迅速發展，并有了今天的規模。而如今，政府似乎又面臨著一個“轉型”的問題。
“如果說之前政府在博士后體系中，充當的是‘管理者’角色的話。那么現在，政府應該將自己轉變為一個‘把關人’。”李亮坦言，針對當前博士后制度發展的現狀，政府應該行使的權力其實是審查權和監督權。一方面，當企事業單位和高校提出博士后建站意愿時，政府可以考察其是否有足夠的物力、財力。如果有，則可以建設；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時期對博士后流動站進行檢查和評估，取消部分不合格者。除此之外，政府不應再干擾博士后流動站的正常運行。
“如果說，之前政府已經將博士后‘扶上馬，送一程’的話，那么現在政府應該做的是松開韁繩，讓這匹馬真正地跑起來。”李亮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什么是“重視教育”
“即使什么都不做，就不能算是另外一種對教育的尊重和重視嗎？”采訪中，當記者問及取消博士后管理機構是否意味著政府完全放手時，有學者這樣回答。
這個答案其實很值得思考。
長久以來，“重視教育”一直是各級政府部門和教育主管機構高呼的口號。我們當然不能懷疑政府部門說出這句話時的誠意，畢竟，誰都希望我們的教育能夠大踏步前進。然而，“重視教育”是否就可以和“插手教育”畫等號呢？
當然不能，教育有著自身獨特的規律，當需要政府扶植時，政府的一雙手是溫暖的；然而，當教育需要一定的自由成長空間時，這雙手就成為了這個空間里最粗的絆腳繩。
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一說就明白。但遺憾的是，在實際工作中，這個道理就變得不那么簡單了。因為我們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門對教育的干涉，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門對教育核心權力的死守不放。如果將教育發展和教育改革比作李亮口中的那匹駿馬的話，政府部門如果站在原地看著這匹馬肆意馳騁，這就是一種對教育事業的“不負責任”。殊不知，此時的馬才是最快樂的。
于是，我們需要改變一種觀念，那就是有時候“什么都不做”才是對教育的最大尊重，因為在“無所作為”的背后，是教育本身發展空間的擴展，也是尊重教育規律的最佳體現。本文作者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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