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企業正在大踏步進入中東歐國家。這一次，因勢利導的中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把金融海嘯帶來的挑戰和危機轉變成了機遇。
以波蘭為例，截至2007年中國在波蘭的投資額累計僅為7000萬歐元，而今年一年可能達到5億歐元，并為波蘭創造3，230個就業機會。如此迅猛的增長速度確實令人矚目!美國《紐約時報》說：“從波羅的海到巴爾干半島，腰纏萬貫的中國企業正在購買房地產和競拍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的合同;這一情況在將于2012年共同舉辦歐洲足球錦標賽的波蘭和烏克蘭尤為突出。”英國《金融時報》則說，中國企業在匈牙利修建移動電話網絡、在波蘭修建高速公路、在塞爾維亞投資建設發電廠、在保加利亞生產汽車，影響日益增強。
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早在本世紀初就把目光投向資源豐富、勞動力素質較好、民眾購買力較強并將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但當時中東歐經濟界的興趣主要集中于美國和西歐的資金、技術、市場和商品，對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不僅興趣不大，而且有諸多限制。例如，當時持“因公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都很難獲得中東歐國家的簽證，私營企業家和雇員尤甚。筆者就經常聽在歐洲從事經貿活動的中國人說：誰能獲準到中東歐去開店設廠，誰就發財了。2004年，在華沙據說只有兩家中國餐館，其中一家還遠在人氣不足的華沙郊區。
然而，金融海嘯發生后，自身難保的西歐和美國收緊了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和貸款。而錢包縮水的居民也買不起價格昂貴的西歐和美國商品了，于是，他們的目光轉向了擁有大量外匯和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
匈牙利著名企業博蘇化學品公司與煙臺萬華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合作就是一個顯例。建于1949年的博蘇公司曾是匈牙利生產化肥的重要企業，1991年實現私有化，5年后向公眾出售公司股票。2006年公司被兩家私營控股基金并購以后開始改造。為此，公司寄希望于投資者提供改造所需的巨額資金。然而，在金融海嘯后，公司不僅難以從歐美獲得新的投資，還欠了高達10億歐元的債務。今年6月，煙臺萬華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1.4億歐元用于建設一個生產異氰酸鹽的工廠;條件是萬華獲得博蘇的控股公司——匈牙利第一化學品公司38%的股權，并在今后兩年內買下其余股權。對此，博蘇公司是滿意的。首席執行官沃爾夫岡·布切勒說，博蘇公司從地區性企業一躍成為有全球眼光的大集團的成員之一。中國的萬華公司則獲得了在歐盟內部的立腳點，在博蘇公司生產的產品能不再受關稅壁壘的阻礙而行銷整個歐盟市場。
現在，中東歐國家政府和企業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有了較為積極的態度。7月26日，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9國在上海世博會園區內聯合舉行“中東歐投資日”，熱情地向中國經濟界介紹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
但是，多年來，西方是把實現政經轉軌的中東歐國家視為“冷戰勝利的紅利”，把該地區視為西方的“專屬領地”。中國企業擴大在中東歐的投資，他們心里當然不舒服，因此便發出了一些雜音。例如，英國廣播公司居心叵測地渲染，中國企業對中東歐的投資是有長期戰略考慮的，那就是在12個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以后，中國企業可將中東歐國家作為進入歐盟大市場的跳板。某些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歐洲企業也無端指責說，中國企業在競爭中獲勝是因為得到了政府的財政補貼。還有人甚至又趁機鼓吹“中國威脅論”。
設在布魯塞爾的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喬納森·霍爾斯拉格聳人聽聞地將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比喻為“越過多瑙河的坦克”，他說，來自中國的投資將使歐盟“喪失在自家門口的政治影響力”，并可能使該地區成為“中國的勢力范圍”;為此，“歐盟應該保持警惕”，“提高歐盟經濟政策的效率，以鞏固歐盟在其邊緣地區的影響力”。雖然這些雜音尚不等同于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有關政策，但是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對此需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相對于西歐國家來說，某些中東歐國家的社會政治不太穩定，法規也不太健全，執法機構和人員的腐敗也較為嚴重，中國企業在那里投資經商所遇到的不確定因素比較多。同時，與有殖民歷史的西歐國家的民眾相比，中東歐國家的民眾還比較缺少與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員相處的經驗和心理準備，容易受到各種排外思潮的蠱惑。為此，中國有關部門有必要對在那里投資的中國企業及其人員加強引導和管理，幫助中國企業和合作伙伴實現互利雙贏，教育他們遵守東道國的法律，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社會風俗，鼓勵在當地長期工作和生活的中方人員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以積極的態度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便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長期經貿合作奠定堅實基礎。